据《市场观察》报道，当美国候任总统乔·拜登2019年在竞选活动中首次提出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小时（约合人民币97.5元/小时），当时美国的失业率正逢几十年来最好的数值。但自那以后，新冠疫情夺去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计，失业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7%。

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于拜登来说，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时机，他可以推动15美元的最低小时数工资，并结束“小费抵薪”的支付方式（ 这一种支付给小费工人低于最低工资的方式 ）。但也有人表示，对于拜登的工资提案来说，时机再糟糕不过了。

拜登在宣布这项计划时表示：“每周工作40小时的人不应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每小时工作不到15美元，再算上每周工作40个小时，你就生活在贫困中。”

虽然许多工人和倡导团体对拜登采取行动提高最低工资和结束小费抵薪的举措表示赞赏，但也有人担心，这将导致疫情期间，在受影响最大的行业内出现更大的失业潮。

今年第一个星期，将近1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这是近5个月来的最高纪录。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倒闭，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重新启动防控限制措施，失业潮正在加剧。

自2009年以来，美国最低工资一直是7.25美元/小时（约合人民币47元/小时）。按照这个水平，工人如果每周工作40个小时，每年可以挣大约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75万元）。但如果一些工人用小费来弥补的话，他们的基本工资低于每小时7.25美元。如果他们挣不到小费，他们的雇主就要付给他们其中的差额。

2019年，众议院民主党通过了《提高工资法案》（Raise the Wage Act），该法案把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小时。该法案还呼吁逐步取消“小费抵薪”。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发现，到2025年若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小时，将有1700万工人的工资提高。

然而，负面影响是，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中值估计，130万工人可能因此失业。

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导致其他人失业是因为更高的工资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而企业成本又以更高的物价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称，这导致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减少。

进步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Heidi Shierholz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所造成的就业损失的预测被“夸大了”。

她在201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关键的事实是，最低工资提高导致就业率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任何工人的境况实际上都变差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相当大比例的低薪工人经常不断地进入和退出就业岗位；每个季度，超过20%的最低工资工人离开或开始工作。”

 “这意味着，即使就业数据确实像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那样下降，工作时间更少的工人仍然可以获得好处，因为他们在工作时挣得更多。”

一些人还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视为帮助企业的工具。

公平最低工资企业联盟的首席执行官霍利·斯克拉说：“工人同时也是消费者。目前的最低工资使工人陷入贫困，这不仅伤害了企业，也伤害了工人。提高最低工资是振兴企业和经济的有力途径，因为它把钱交到最需要花钱的人手中。”

然而，就业政策研究所（Employment Policy Institute）的董事总经理迈克尔•萨尔茨曼（Michael Saltsman）表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后果可能是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据悉，该研究所属是一个商业智库，受餐饮业和酒店行业领袖资助。

缅因州的餐馆工人乔舒亚·查森（Joshua Chaisson）在餐馆当了20多年的服务员。他说，在现行的小费抵薪制度下，他过得很好。他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作。”换句话说，他的小费总和总是超过缅因州的最低工资标准，缅因州的最低工资今年从2019年的每小时11美元（约合人民币71.5元）上调至12.15美元（约合人民币79元）。

这对有小费的员工来说并不罕见。

服务员和调酒师的平均收入几乎是联邦最低工资的两倍，工时费大约14.32美元/小时（合93元/小时），其中包括小费。这是根据《当代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的数据进行的计算得出的，该调查由三一大学（Trinity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弗森（David Macpherson）和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威廉·埃文（William Even）进行。

查森说，在疫情爆发前，他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的一家休闲海鲜餐厅Porthole Restaurant工作，算上小费和基本工资，他基本每小时能挣28美元（约合人民币182元/小时）。他在接受《市场观察》采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担心过温饱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做过第二份工作。

尽管和全国许多餐馆一样，该餐馆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打击，但它没有解雇任何员工。

查森是美国餐厅员工协会（Restaurant Workers of America）的副总裁，该组织致力于在美国各地维护和推广小费抵薪制度。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

拜登的提议将削弱雇主支付低于最低工资的能力，不管员工的小费收入是多少。

萨尔茨曼说，这最终可能导致雇主，特别是在餐厅和酒店行业解雇员工，因为很多企业不一定有能力提高价格来抵消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萨尔茨曼说，“如今，许多企业都在艰难地维持经营。这就是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和取消小费抵薪现在看来是欠考虑的。”

拜登团队的成员没有置评此事。取消“小费抵薪”将意味着，目前付给付小费工人每小时2.13美元（约合人民币14元）的雇主将不得不支付每小时15美元，增幅超过600%。

查森表示:“坦率地说，在新冠肺炎的所有因素中，取消小费抵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终止给小费的工资补贴将‘对一个显然正处于维生阶段的行业来说，无异于往棺材上钉一颗钉子’。 ”

目前，美国有7个州——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俄勒冈、华盛顿、明尼苏达、阿拉斯加、蒙大拿——不把小费计入工人的小时工资。研究表明，提高最低小费工资与更多的餐馆关门和更低的小费有关。

一个西雅图的女服务员西蒙·巴伦（Simone Barron）是美国餐厅工人组织（Restaurant Workers of America）的成员，她告诉查森，她之前工作的餐厅在2015年该市15美元的最低工资开始生效后不久，就开始对所有用餐者收取20%的服务费。结果，巴伦说，她开始发现自己的小费减少了50%。

她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西雅图不切实际的工资规定，我亲身经历了没有小费抵薪的后果，失去了工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餐馆关门。”

根据进步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9年发布的一项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的分析，拉美裔或拉美裔领小费工人的月收入中值是不领小费的白人、非拉美裔男性月收入中值的35%。

得到小费的拉美裔或拉美裔工人的收入比得到小费的白人、非拉美裔男性低30%。

CAP经济流动性主管莉莉·罗伯茨（Lily Roberts）说：“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将对有色人种非常有利，尤其是在依赖小费的有色人种女性占多数的情况下。”

她说，研究表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结合在一起，导致小费少，而且有小费的员工受到顾客和雇主更多的性骚扰。”

最重要的是，与白人男性相比，有色人种女性对小费的依赖不成比例。罗伯茨的研究显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女性从事有小费的工作的可能性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男性的两倍多。

根据一个倡导停止付小费的组织“公平工资”（One Fair Wage）的一份报告，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女性服务工作者受到顾客的骚扰，要求她们“摘下口罩”。

“公平工资”的总裁兼联合创始人萨鲁·贾亚拉曼（Saru Jayarama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取消小费抵薪、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的政策“早就该这样做了”。“对于有小费的服务业工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大多是女性和有色人种，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住房和食品不安全、失业和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