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作者马修·沃尔特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评论员，也是天主教文学期刊《灯报》的编辑，同时还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人类生态研究所的媒体研究员。

1935年，英国记者乔治·丹杰菲尔德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自由党政治“讣告”的书。仅仅几十年前，自由党还曾“以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赢得压倒性议会多数，通过一系列长期追求的改革法案，风光无两。

丹杰菲尔德写道：“从那场胜利开始，他们便再未恢复元气。”

近一个世纪过去，《英格兰自由派的奇怪死亡》仍值得重读，尤其是在近日“转折点美国”（Turning Point USA）年会上，保守派内部的纷争似乎正在威胁特朗普这个政治奇迹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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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杰菲尔德认为，自由党在1930年代中期已几乎在选举和思想上耗尽力量，他们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这个联盟不仅内部纷争不断，还日益脱离普通选民的关切。

尽管丹杰菲尔德的叙述部分内容受到学界批评，他的核心论点仍具说服力：如果一个政治联盟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物质利益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象征性敌意和意识形态绝对化之上，那极易突然崩塌。

将这一观点直接套用于当今共和党并不完全合适，但他的洞见确实适用于现在。

不久前，“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还被看作是右翼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对立面是自由贸易、移民、去工业化、体制僵化，以及精英管理阶层的文化傲慢，最大优势在于广泛包容性。

前“茶党”支持者、保守民族主义者、基督教文化捍卫者、现实主义外交派，甚至一小部分中西部失望的民主党选民——都能归属MAGA阵营，因为敌人（建制派、“沼泽”、媒体、全球主义）都是外部的、模糊的。这些敌人赋予了MAGA存在的意义，也在2016年之后，为其一切失败和拖延提供了借口。

但这种局面注定难以持久。

在特朗普任期的第二年，这个运动内部的矛盾已经无法回避。曾承诺结束海外干预的运动，如今陷于不干涉主义者与鹰派国家安全阵营的拉锯。

特朗普主义承诺复兴本土制造业，但白宫至今未能决定这是否意味着征收关税、推行产业政策、支持工会、放松环保管制，或仅仅是一种怀旧情绪。

MAGA还承诺推进移民改革，但实际操作却在作秀式驱逐和迁就科技巨头及农业企业对签证需求之间摇摆不定。

同时，几十年来首次，美国右翼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出现分裂，一些反对者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另一些人则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反犹。

十年来的这些剧烈变动，并未让特朗普主义根基更稳，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而没人能给出清晰的答案。

但迟早，这些问题必须有人回答。

在Turning Point USA的会议上公开争执的塔克·卡尔森与本·夏皮罗，显然不可能代表同一个政治倾向。但问题是，目前几乎没有任何主流人物或团体有动力去清除异己，除非在极端情况下。要解决分歧，必然要做出牺牲：缩小吸引力、失去观众与捐款、放弃意识形态与话语上的灵活性。

MAGA内部文化，始终奖励表演性对抗而非实际成就。粗野行为能获得关注，而表演者误以为关注就等于筹码。虚假的烈士情结成为自我目的，忠诚测试愈演愈烈。主张降调的人往往会被批判；理性分歧常被当作掩盖仇恨的借口。

阵营内部盛赞那些加剧矛盾的人，哪怕这种加剧阻碍了建设更大联盟的可能。

还有一个相关问题：特朗普主义催生出一系列半自主的网络亚文化。这些群体对战略毫不关心，也几乎不承担政治后果，但却能影响那些必须面对现实政治后果的行动者。

原本由威廉·F·巴克利等保守派权威人物所承担的非正式“守门人”角色，早已消失无踪。在这种权威缺位下，有见识的争论与虚假的愤怒、逐利行为、自我吹捧，以及“只是说着玩”的胡言乱语并存。

结果不仅是巴克利当初担忧的“激进化”，更是一种全面方向混乱的政治失序。

这个问题也延伸至特朗普本人。

战后没有哪个政治运动像MAGA那样与创始人紧密绑定。但在近期争议中，特朗普本人的意见既未受到重视，也几乎无人认真征询。他正缓慢且几乎不易察觉地，从自己亲手创立的运动中退场。

如今的共和党并不是完全依照他的形象重塑，而是按照他风格的松散、混乱版本建立，却缺乏曾经由他个人权威所维系的统一。

特朗普主义是否将迎来自己的“奇怪死亡”，现在仍是未知数。但丹杰菲尔德是一位敏锐的政治“验尸官”，他在近百年前列举的那些症状，如今已经显而易见，或许同样会成为致命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