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报道说，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珠宝店 Shreve, Crump & Low，一块劳伦·费里尔“Grand Sport Tourbillon”腕表的售价高达21万美元，但生意红火。
“我们在格林尼治真的非常幸运，”店铺的管理合伙人布拉德福德·沃克说。
这家店专营瑞士奢侈手表、天然钻石、蓝宝石和祖母绿，近来销售状况良好，“过去六个月，需求实际上在上升。”
距离这里30分钟车程的布里奇波特市，需求也在增长，但却是另一类商品。随着生活成本高企，当地低收入家庭正涌向城市的食物发放点和施粥中心。
“我靠一天一天地熬，”出生于牙买加的罗莎琳·麦克唐纳说，她在布里奇波特的贫困移民社区“The Hollow”的一家食品银行领取鸡蛋。
麦克唐纳目前失业，正为缴付账单而发愁。
这是两个城市的故事，一对相距仅约50公里的社区，却命运迥异，仿佛来自两个国家，共同体现了美国“K型经济”的现实：一边是拥有资产的阶层财富不断增长，另一边是低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停滞甚至下滑。
这种分化已将“负担能力”变成美国政治议程中的焦点，对共和党明年的中期选举前景构成威胁，也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造成压力。
格林尼治和布里奇波特所在的费尔菲尔德县，是全美“K型”特征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在格林尼治，这里聚集了包括AQR、维京全球投资和Lone Pine Capital等对冲基金，2023年每份纳税申报表的平均总收入为68.7万美元。而在布里奇波特，收入只是十分之一，仅为7.05万美元。
这种差距近年来不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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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当地非营利组织Greenwich United Way负责人戴维·拉宾说。
今年共和党的核心立法成果，即所谓的“大美丽法案”，在某些情况下使家庭处境更加艰难。法案由特朗普在7月签署，通过向富人减税，同时削减联邦对医疗补助（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公共健康保险）和食品券（即SNAP）的拨款。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一个非党派机构）的数据，收入位于最底层10%的家庭平均每年将因此损失约1600美元，而收入最高10%的家庭将平均获得约1.2万美元的收益。
全国性调查也印证了这种分化。
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拥有投资组合的人对经济的感受明显优于不持股者，后者的信心已降至自1998年学校开始收集项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这一分裂在费尔菲尔德县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格林尼治及周边富裕地区如达连和纽卡南。
“随着房价和股市上涨，人们的净资产和财富持续增长。”康涅狄格州非营利研究机构DataHaven负责人马克·亚伯拉罕说。“但对多数人来说，比如刚起步工作的人、不拥有住房或股票的人，他们只是勉强维持。”
费尔菲尔德县社区基金会负责人门迪·布卢·帕卡表示，大约六年前，当地几乎彻底消除了长期无家可归现象，但自新冠疫情以来，无家可归问题“爆发式回归”。
“收容所爆满，食品发放点也不堪重负。”她说，“现在不仅是贫困线以下的人来领取救助，还有很多有工作的穷人也面临食品短缺。”
格林尼治拥有滨水豪宅、私人海滩和兰博基尼经销店，这座城市感觉不到很大影响，这里独栋住宅的中位售价从去年7月的310万美元上涨至350万美元。
这座城市也受益于今年创下接近历史高点的股市：全球对冲基金行业的健康晴雨表，HFRI基金加权综合指数截至11月上涨逾11%，为2016年以来的最佳表现之一。
“很多人都赚了很多钱，”康涅狄格州对冲基金协会主席布鲁斯·麦圭尔说。“格林尼治大道上的商店和餐馆看起来生意都很好。”
不过即使在格林尼治，也有9%的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压力正在加剧。拉宾表示，当地中低收入家庭常常难以负担年均15.1万美元的住房、食品和育儿费用，“我们这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只差一次工资拖欠，就可能陷入困境”。
拉宾还指出，受特朗普的税收和财政法案影响，格林尼治约850名食品券领取者中有四分之一已不再符合资格。
而在布里奇波特，大美丽法案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
当地很大一部分居民依赖SNAP和医疗补助生存，布里奇波特救助任务组织负责人罗娜·尼尔说。“如果你削减这些，就是在影响有工作的穷人、老年人和孩子。”
在布里奇波特的托马斯·默顿家庭中心，需求的增加显而易见。施粥中心正向排成长队的单身汉和夫妻发放肉丸意面。
“我们每天都有新面孔。”主厨凯莱门说。四年前，午餐时间来这里的人数是125到150人，“现在是200到250人”。
胡安·卡多纳是常客之一，一位无家可归的前服刑人员，住在帐篷里。
“布里奇波特很艰难。”他说，“但路只能往上走。”
特朗普曾称“负担能力”是“最大的骗局”。但他也强调政府正努力压低物价。在12月17日白宫的一次演讲中，他将高物价归咎于拜登，并声称通胀已被“打压下去”。
但布里奇波特的人并不买账。
“特朗普是最大的骗子。”无家可归者、现任托马斯·默顿家庭中心食品发放协调员的罗伯特·沃尔什说，“他说他上任第一天就要把物价压下来，结果却涨得离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