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本时报，作者詹妮弗·林德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副教授，查塔姆之家的副教授，也是《专制2.0：中国的崛起如何重塑暴政》的作者。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十年前，中国政府提出了“制造业强国战略2025”，雄心勃勃地要将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全球创新引领者。

当时，这一计划在西方遭遇大量质疑。学术界普遍认为，威权体制本质上与创新不相容。

毕竟，中国当时的技术基础薄弱，大学水平中等，高端人才短缺，距离全球科技前沿还差得远。很多观察人士认为，除非出现剧烈政治变革，中国只能永远是“山寨国家”。

事实证明，这种预测并不准确。然而，这种“创新依赖政治自由”的观点看似有坚实的理论与历史依据。

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在1996年指出，维持威权政权的工具——例如审查、压制、腐败——天然会扼杀创新与经济活力。而能促进创新的条件——更大的人员流动、信息自由传播，又有可能激发威胁体制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对此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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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我在《威权主义2.0》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找到了绕开这一“国王困境”的方法。通过我称之为“智能威权主义”的模式，中国将一种新的政治控制方式与有选择的经济开放结合在一起，借鉴了高科技威权国家新加坡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摒弃了过度粗暴的压制手段，开创出多样而隐蔽的信息控制技术。学者Tony Zirui Yang指出，这些方式“使审查常态化，也让民众对其麻木”。中国领导人不再依赖棍棒和枪械，而是利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生物识别数据等数字工具监控和预防异见行为。

虽然暴力仍然存在，但正如学者Lynette Ong所言，中共通过外包手段维持可否认性，让“雇佣打手”对上访者进行恐吓、驱散抗议、强制拆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选择性地开放大学和私营部门，加大科研投入，推动人才培养，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过去十年，中国高校质量大幅提升，建立起庞大的高科技人才队伍。

中国的发展路径与19世纪的美国颇为相似。以往中国优秀青年大多出国留学，如今他们越来越多地选择留在国内接受优质教育。

中国是全球博士毕业生中工程和科学类人数最多的国家。2023年震撼全球的开源AI模型DeepSeek，其大多数工程师均接受过中国本土教育。

如今，中国企业已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甚至主导地位。中国掌握了全球超过80%的太阳能制造能力，引领电动车和电池产业。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在商用无人机领域，中国的大疆垄断了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国仍然是一党统治的国家，依然打压异见、审查思想，但已在全球创新指数中超越日本、德国和法国，位列第十。在专利数量、高被引科研成果、高附加值制造等指标上，中国已与全球顶级创新国家如韩国不相上下，甚至部分超出。

“制造2025”虽未完全达标，但中国已经成功跻身科技前沿。

当然，仍有一些质疑者。他们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加剧的打压将削弱中国的创新能力，尤其是自2020年对科技行业展开整顿后，国内大量财富被蒸发。

但“智能威权主义”的目的并不是最大化增长，而是在发展经济与维系政权之间取得平衡。例如，自202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明显缓解了对科技行业的整顿。这种模式本身就预设了政治紧缩与放松的周期波动。

质疑者还指出，中国还面临诸多增长阻力，如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不均与放缓、债务高企和房地产危机等。

这些挑战确实存在，也已经导致中国增速明显下滑。但中国通过科技跃升已成功改变全球力量格局，实现了当年很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目标。

需要明确的是，承认威权体制下也能创新，并不意味着比民主制度更具创新优势。民主国家依然拥有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大学、引领前沿科技的企业和有助于推动创新的跨国网络。

2020年，正是民主国家率先研发出帮助世界摆脱新冠疫情的疫苗。完全有能力与中国竞争。

但西方民主国家再也不能轻视中国的创新能力——以及带来的威胁。作为超级大国，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对美国在东亚战略影响力的挑战正日益加剧。

更严重的是，一个成功的中国正在为沙特、阿联酋等其他“智能威权”政权提供榜样。中国政府还通过输出技术和治理模式，直接支持他国独裁者。

习近平最近宣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科技发展的步伐！”

这句话是否成真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再想当然地以为最终一定会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