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评论版，作者本·罗兹是时报的特约评论员，曾担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副顾问。
在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不到两周后，拜登前往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紧紧相拥。这一画面体现出美国人在以色列遭遇严重暴力袭击后所表达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也象征了民主党内部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执政反应。
在拜登任期内，这种做法被称作“拥抱比比”策略，也就是通过对内塔尼亚胡无条件支持，试图换取美国对其政策的影响力。
在拜登任期的最后15个月，这一策略促使白宫向以色列提供大量武器支持其对巴勒斯坦的轰炸，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停火的多项决议，攻击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提起诉讼的做法，无视美国自身有关不得支持涉嫌战争罪军队的政策，并将未达成停火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尽管以色列政府同样拒绝停火提议。
这一策略使民主党在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种族平等和民主价值观时，显得很虚伪，疏远了部分支持者，与年轻选民的立场也越来越脱节。在全球威权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对一位经常羞辱民主党领导人的以色列强人保持效忠，只会让民主党显得软弱无力。
结果是，内塔尼亚胡被“拥抱”着，顺便帮助特朗普进了白宫。
如今，随着脆弱停火的达成，民主党内部或许会有人倾向于对加沙的惨剧选择遗忘。毕竟民主党刚刚在一些聚焦民生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而中东问题始终缺乏明确共识。
然而，如果继续忽视或为这种无法容忍的现实辩解，只会让错误变本加厉。
在加沙，巴勒斯坦人依旧生活在废墟之间，哈马斯势力依然盘踞当地，国际记者仍频繁被拒绝入境，无法记录下战后的破坏景象。
以色列议会再次投票支持吞并约旦河西岸，而当地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正在升级。以色列政治整体右倾，即便内塔尼亚胡下台，也难以指望迅速出现一个温和、改弦更张的政府。
毫无疑问，这对许多真正关心以色列安全和全球犹太人安危的政治人物和选民来说，是个痛苦且私人色彩浓厚的问题。但民主党现在必须停止支持这个以色列政府。放弃过时的做法，才能让民主党重新找回自身的价值观，建立更广泛、更稳定的联盟，并着手建设一个他们真正希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继续为不可辩护的现实背书。
民主党长期以来出于正当理由支持以色列。路易斯·布兰代斯曾将以色列社会主义基布兹视为欧洲犹太人的避风港，也是全球推进进步政策的一部分。哈里·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建国，是出于对大屠杀后犹太人安全的承诺。犹太人与黑人并肩参与争取民权，也成为民主党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同时被视为弱者和民主盟友。
长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常常故意忽视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但如今，面对一个明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致力于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右翼以色列政府，政客们越来越难以将自己讲述的“以色列故事”与现实相调和。
许多民主党人惯用的措辞，比如“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以色列有权自卫”，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必须进行改革，成为和平可信的对话方，才能实现‘两个国家和平共存’”，这些话听起来没有问题，却仿佛停留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的时代。
那份协议的基本逻辑是，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以换取自身的国家地位。
等我在奥巴马政府任职时，以色列早已成为地区军事强国。以色列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安检哨、隔离墙和行动限制将巴勒斯坦人困在受压迫的生活状态中。
哈马斯控制着加沙，以色列则实行长期封锁，间或爆发战争，造成严重破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控制不到半数的西岸地区，因腐败和与以色列安全力量的合作而失去合法性。
在华盛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及其关联组织强硬要求，美国总统与以色列总理之间不能有分歧。这种压力迫使奥巴马必须配合内塔尼亚胡的立场。
那几年，内塔尼亚胡不断攻击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尤其反对任何划定巴勒斯坦国边界的尝试，以及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努力。这使许多民主党人陷入尴尬局面：一方面要争取AIPAC捐款和关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接受这些团体不断破坏两国方案的立场。
2009年，内塔尼亚胡还在表面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到2015年，他已公开承诺，在他执政期间不会让巴勒斯坦建国。这段转变正体现出奥巴马时代两次解决巴以冲突努力的失败。
在这两次尝试中，内塔尼亚胡看起来更像是在寻找借口指责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在追求和平。到了2016年，我自己曾不断重复的那些民主党话术，其实早已脱离现实，成了只在华盛顿流传的空洞说辞。
如果民主党人当时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路径还有幻想，那么第一次特朗普政府应当让他们清醒。特朗普放弃奥斯陆共识、将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后，内塔尼亚胡和AIPAC对他大加赞扬。
而当特朗普推动《亚伯拉罕协议》，与一些专制阿拉伯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时，许多民主党人竟天真地将其称为“和平协议”，尽管这一协议既未终结任何战争，也完全排除了巴勒斯坦人。
2020年，拜登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我曾推动在民主党党纲中加入措辞，提及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并承诺如果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美国将限制对其援助。
但这一努力被否决，传递出的信号是：即便以色列政策已严重违背民主党的既定立场，民主党也不愿加以反对。
拜登任期内，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成为关键主题之一。可很明显，内塔尼亚胡站在了专制一边。他照搬威权治理的惯用手法，打压公民社会，攻击独立媒体，纵容日益暴力的定居者运动，并试图削弱以色列司法体系，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依然是《亚伯拉罕协议》，重点放在拉拢沙特加入这一安排，而非推进巴勒斯坦建国。
然后，10月7日发生了突袭。美国犹太人目睹南部以色列遭遇一场类似大屠杀的暴力袭击，同时也感受到美国国内极右翼与极左翼的反犹情绪日渐上升。
然而，这场创伤本不必自然演变为对以色列“复仇政策”的无条件支持。袭击发生后不久，以色列高级官员就开始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称为“人形野兽”，声称他们生活在“邪恶之城”，同时封锁加沙地区的食物和饮用水，对哈马斯和平民一同进行轰炸。
最令人愤怒的，是这场悲剧其实完全可以预见。
拜登政府之后虽然呼吁克制，却被指“不够亲以色列”，武器供应仍在继续。当临近停火时，内塔尼亚胡又拖延战事，为了稳住自己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民调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以释放剩余人质为代价结束战争，但内塔尼亚胡并未理会。
当部分民主党议员公开反对时，AIPAC及其盟友则将共和党资金引入民主党初选，试图击败这些议员。
实际上，很少有民主党人真正支持以色列的战争行为，但许多人依旧倾向于强调巴勒斯坦恐怖主义与拒绝和平的叙事。这种本能反应正是问题的一部分。
是的，2000年戴维营峰会时，阿拉法特确实是个难以合作的谈判对象。但这是否能为此后长期驱逐西岸巴勒斯坦人提供正当理由？
没错，哈马斯实施了可怕的恐怖袭击。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向难民营投下一颗颗重达900公斤的美制炸弹？
现在，没有人能否认，以色列政府阻止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对平民使用超出战争法限制的武力，并摧毁了加沙大部分地区。这些事实促使许多学者、人权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认定，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所用武器来自美国援助——这是一块道德污点，无法洗刷。
然而，如今许多民主党人仍困在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们坚持与现实脱节的政治说辞，无视中东局势、全球专制主义的崛起，以及以色列和美国政治双双向极右倾斜的现实。
如果你真心相信，一个巴勒斯坦儿童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和以色列或美国的儿童是一样的，那么，就再也无法继续支持这个以色列政府，再也不能躲在空泛的“和平”口号后面了。
选民已经看清了现实。民调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而2014年时这一比例曾高达73%。今年夏天，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向以色列政府提供军事援助，77%的民主党人认同加沙正在发生一场种族灭绝。
即使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的存在至关重要，但仍有超过60%的人同意，以色列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犯下了战争罪。
民主党政界开始出现反应。今年夏天，多数民主党籍参议员投票反对向以色列运送武器。最近，数十位众议员呼吁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拒绝接受AIPAC的捐款。但党内仍在进行一场艰难的拉锯战，典型表现就是：一些民主党领袖既不支持本党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也不与AIPAC划清界限，更不愿停止武装内塔尼亚胡。
一个政党若与自己选民的立场和公开宣称的信念严重脱节，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简单也是最正确的做法，是拒绝向实施战争罪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不论对象是普京还是内塔尼亚胡；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或对加沙实施种族清洗；投资支持哈马斯之外、未来有能力治理巴勒斯坦国的新领导力量；坚定捍卫民主，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美国。
确实，要恢复美国的民主，需要形成一个包容的大帐篷。但这个运动，不可能建立在对AIPAC等资助极右翼政治势力的组织唯命是从的基础上。
采取这些立场，当然无法立刻解决巴以冲突。但提供了另一种前进方向，同时也让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与其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有人会说，这样的立场会危及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社群。但这种观点的前提是：你相信现状能够带来安全。
而我相信事实恰恰相反。
正因如此，以色列如今已陷入深度孤立。如果现状持续，这种孤立只会加剧。民主党不能因屈服于以色列右翼的行动而继续为其背书。
相反，民主党应当成为希望摆脱内塔尼亚胡及其执政联盟的以色列人的支持力量。这需要善用影响力，而不是放弃。
当然，批评以色列的人当中确实存在反犹主义，这必须予以明确谴责。但如今，“反犹主义”这个指控已被滥用，几乎所有对以色列政策的正当批评都被一概归为反犹，这只会削弱反犹主义本身的界定，甚至助长真正的阴谋论。
特朗普政府持续声称，任何批评以色列的声音都是反犹，这种说法反而掩盖了当今西方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的真实威胁。
如果有人认为，喊着“解放巴勒斯坦”的19岁犹太大学生，比美国副总统暗示德国人应接受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更危险，那他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完全错了。
如果民主党真的选择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可能会在部分捐款人中流失一些政治支持。但民主党完全可以明确表示，只要未来的以色列政府推行人道、民主的政策，他们依然愿意支持。
更何况，所谓政治风险往往被夸大了。
即使在共和党不断利用以色列作为政治分裂工具的背景下，美国犹太人依然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大比例支持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坚守道义高地，不但不会失去支持，反而可以吸引更多新选民加入，展现其对当下时代的清醒认知。
选民希望看到真正有原则的领导者，那些愿意为人民而战、敢于对抗腐败强人的领导者。
也许很多民主党人，永远不会接受纽约市长当选人佐赫兰·曼达尼关于以色列的看法。但纽约人之所以相信他能为降低生活成本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有核心信念。
他敢于公开表达自己对以色列政策的立场，哪怕因此被特朗普或亿万富翁金主批评，也毫不退缩。这种态度让人看到他的勇气与真实。
反观他的主要对手安德鲁·科莫，在市长选举中迎合亲以色列选民、甚至主动为内塔尼亚胡的法律辩护团队效力，这种行为却显得既不真诚也缺乏担当。
“拥抱比比”的战略最终说明，看似最安全的路线，往往在政策、政治和道德上最危险。
尤其在一个威权主义抬头的时代，政客不能一方面要求人民直面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却逃避自身的不适与责任。
一个焕然一新的民主党，必须建立在道义愿景之上，这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东西。
有时，想要赢，就必须让人看到你愿意为信念承担失去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