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长篇报道指出，中国曾是世界工厂，如今，北京对研发的不懈投入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实验室。

德国工程师马库斯·哈夫克迈耶沿着中国东部一段高架公路行驶时，松开了方向盘，露出微笑。汽车自动打灯、柔和刹车、完成变道。

“我感到非常自豪，”他说。

他正在展示大众汽车在为中国客户提供辅助驾驶功能方面的快速进展。稍后，在一处地下停车场，车辆自动识别指定车位并轻松倒车入位。

这项技术是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的前奏，大众仅用约18个月时间就在中国实现了开发、测试和商业落地，得益于一支700人的研发团队，主要由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工作经验超过五年的中国软件工程师组成。

当被问及在德国要花多长时间实现类似成果时，哈夫克迈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曾在奥迪、中国国有汽车集团北汽以及科技巨头华为工作，2022年加入大众。

他表示，在德国，技术开发周期通常长达四到四年半，过程常常陷入无休止的内部讨论和与供应商的商务谈判中。

“这个国家在过去10年里，从三挡直接升到五挡，现在全速前进，”他说。“我还总听到新闻上说中国人带着廉价汽车正在涌入欧洲市场。我告诉你，来中国看看这些‘廉价车’吧，全是高科技，质量非常好。”

大众在中国的技术布局，最初旨在挽回那些流失给本土竞争对手（如比亚迪）的客户，后者更快完成了向电动车的转型。这一战略被称为“在中国，为中国”。

如今，大批德国工程师陆续前往大众位于安徽合肥的研发中心，从新同事身上尽可能汲取经验。

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企业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缺乏劳动保护以及低成本、高污染的能源。

中国庞大的制造规模和消费市场吸引了几乎所有全球顶级跨国公司。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欧美企业手中。

而现在，中国的研发能力正具备与西方竞争、甚至赶超的可能。

美国当前的创新焦点，集中于诸如通用人工智能这类未来科技“登月项目”，而北京的研发则主要致力于弥补实体经济中的短板，这是习近平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一部分。

在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多年合力推动下，中国在基础领域的技术突破，有望主导未来全球能源和交通的供应链。

西方内部的惰性，还受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对美国科研资金大幅削减的进一步冲击，这一做法正威胁着维系美国数十年来经济优势的创新基础。

随着中国不断进步，各国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必须决定，是选择竞争、合作，还是寻求共存。

欧亚集团中国区主管王丹指出，中国的集中政治体制和中共对经济的掌控，在某些需要长期投入的新兴技术领域，“比自由民主国家更具优势”。

她说，中国对高科技产业（包括其基础科学）的投入“远高于美国”。即使这意味着要牺牲一两代人的福利，让财政资源转而服务于科技发展，北京的意志也几乎不会动摇。

“关键在于专注，”王丹说，“中国政府有紧迫感，他们认为时间不多了，在与美国的这场竞争中，中国必须赢。”

1943年，在日本侵华期间，英国汉学家李约瑟首次前往中国旅行，并记录下中国曾超越西方的悠久科技史。中国的发明包括公元前三世纪的抗疟药物，以及数百年后的开方与立方根算法。

然而，那时的中国学术界正处于崩溃边缘。超过100所高校中，90%在日本侵略中遭到破坏，不少被轰炸或洗劫。

八十年后，中国科研实力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总支出达到7810亿美元，仅略低于美国的8230亿美元。而在2007年，中国研发支出仅为1360亿美元，不到美国462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

这个变化，是在西方围绕中国国家主导发展模式是否有效、是否浪费巨大补贴和滋生腐败的争论中出现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中国学术研究与专利质量的质疑。

一些专家认为，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研发投入的规模变化，还有投入结构的转变。

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研发支出已超过美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也迅速增加，企业研发机构数量近三倍增长至15万个，企业研发人员数量也几乎翻倍至500万人。

每年，中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培养出约5万名博士生，而美国大学仅为约3.4万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Lizzi C. Lee表示，中国的研发增长主要集中在与产业转型密切相关的应用领域，如先进材料、5G、电池、电力设备及其他具备战略意义的“支撑性”技术。

“这种重点打造了一个围绕规模化与产业融合的先进制造生态系统，”她说，“而不是搞‘空中楼阁’式的纯基础科学。”

她指出，欧美国家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要与中国竞争，必须“在中国制定的规则下竞争”，“问题不仅是赶上长期投入，这本就几乎不可能，而是要面对一个将产业政策、先进供应链、强大工程师和STEM人才通道融合为一体的系统。”

多年来，海内外对中国科研质量和技术突破的真实性，始终持怀疑态度。

自2011年起中国在全球专利申请数量上居首，但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协会会长董云亭在2019年估算，当年700万件中国专利中，大约有90%是“垃圾专利”，只是为了申请项目经费而提交。

中国电动车技术的可靠性也遭到质疑。今年3月，东部某地一辆小米电动车在半自动驾驶状态下发生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引发舆论关注。

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湖月指出，很多推崇北京国家主导模式的人“常常忽视这种体制脆弱的一面”，比如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失误，以及房地产政策的激进改革导致经济长期低迷。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外企认为，与中国合作是生存的唯一选择。

在上海西北方向的如皋，一座大型产业园内，瑞典重卡制造商斯堪尼亚于10月投入运营了一家耗资20亿欧元的工厂。公司计划将中国尖端技术集成到车辆中，服务中国及海外市场。

斯堪尼亚中国研发部门负责人索尼娅·埃德斯塔尔表示，中国的创新环境“与西方完全不同”。

她以自动驾驶开发为例，“我们在瑞典、美国、世界各地都试图做这件事，但在中国，一年之内我们就能把软件集成到卡车中，并完全自主运行。”

瑞银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大众和斯特兰蒂斯，已与至少38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技术合作关系，涵盖软件、硬件、电池和互联技术等多个领域。

在外资青睐的枢纽城市上海，截至今年9月，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已从2018年的441家增至631家。即便像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这样的企业，虽然在中国并不销售汽车，也于今年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以从本地市场中汲取经验。

据地方官员介绍，仅今年前10个月，北京就新增了58家外资研发中心，使外资研发机构总数增至279家。

在中美科技竞争中，中国在多个前沿领域也占据一席之地，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生物科学与制药、航空航天和核武器等。

不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过去15年中国的研发重点始终集中在基础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

中国在电池、可再生能源和替代燃料等方向上的研究进展，在多个重工业领域正在摆脱对进口化石能源和技术的依赖，接近习近平提出的“自立自强”目标。

OECD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不仅在环保相关产品的制造与出口方面领先，也越来越多地主导相关知识的产出”。

例如，据国际非营利组织“产业转型加速器”（ITA）数据，中国目前已有54个商业规模的清洁能源产业项目正在运行或获得融资，涉及甲醇、氨等化工产品，以及铝和钢铁等金属项目，是美国数量的三倍。

ITA执行董事福斯廷·德拉萨勒表示，中国企业在从研发迈向长期商业投资方面，表现出更强的意愿。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尚未出现的加速势头，”她说。

去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召开高层会议，为制定“十五五”规划奠定基础，明确传递出发展意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一份长达454页的解读材料中写道：“未来一个时期，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将日益交织，围绕新技术、新产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然而，在幕后，中国官员也正努力避免重蹈过去“烧钱无果”的覆辙。当年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科技投入被浪费，问题包括官员腐败、地方政府和企业资金配置失当等。

北京正尝试建立一套新的资金导入机制，支持战略产业发展，但中央将牢牢把控主导权。

科技部副部长邱勇在今年5月表示，中国对科技融资的方式正在“从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也就是从追求资金规模，转为强调资金配置的纪律性。

就在上个月底，中央政府启动了一项规模为720亿美元的新基金，专门用于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量子技术，以及能源、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

与此同时，北京也正施压地方政府削减产业扩张支出，以遏制地方举债乱象与资源浪费，这些问题此前助推了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与腐败蔓延。

北京智库Gavekal Dragonomics的科技与产业政策分析师张婷婷指出，中国下一阶段的科技发展将与过去的融资模式截然不同，“官方表态显示出一种方向性的转变：从依赖地方主导的分散模式，转向更集中化的体系，由国有金融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欧亚集团的王丹认为，即使如此，中国官员仍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只要能孕育出国家战略产业中的新“冠军企业”。

“他们知道，初期制造泡沫，是为了引发竞争，最终培育出最优秀的企业，”她说。

今年11月初，英国科学大臣帕特里克·瓦兰斯访问北京，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合作声明，涉及健康、气候、地球科学与农业等领域。相比此前的协议，卫星、遥感技术和机器人技术被排除在外。

这份最新的中英声明，凸显出当今各国所面临的微妙、甚至可能无法平衡的局面，一方面要从中国不断增强的科研与制造能力中受益，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因对中国过度依赖而带来的安全与经济风险。

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深圳校区创新与战略教授马克·格里文表示，如果“最前沿的知识掌握在中国手中”，各国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切断自己对中国技术与创新的观察与学习。

“如果我们既不竞争，也不合作……那我们的知识来源还能从哪来？问题的关键在其他国家：你准备如何让自己具备竞争力？”他说。

南加州大学的张湖月教授则表示，要赢得这场科技竞争，美国必须“保持美国的本色”。这意味着要继续依托世界领先的大学、科研社群，尤其是拥有强大制衡机制的民主制度，“而不是拆解这些优势”。

在北京，政策制定者仍在反思：中国历史上曾领先世界的科技优势为何最终被西方超越。

瓦兰斯对《金融时报》透露，在与中方会谈中，中国官员提到了李约瑟——这位曾向世界揭示中国科技成就的学者。

“他们还在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最后输掉了比赛？”瓦兰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