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日经亚洲，作者中泽克二是《日本经济新闻》常驻东京的资深编辑兼评论撰稿人。他曾在中国担任驻外记者及中国分社社长长达七年，2014年荣获“Vaughn-Ueda国际记者奖”。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中国加大力度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局势的最新言论。

在直接抨击高市的同时，习近平领导的政府还调动全部中国官方媒体，对她发动持续不断的人身攻击。

高市早苗11月7日在日本国会表示，假设中国攻击台湾，将构成“危及生存的局势”，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场外交争端在本周一晚间出现新进展。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了一系列议题。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公告，习近平“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番话意在对美国以及其盟友日本发出警告，要求不要干涉台湾问题。实质上，习近平是在对高市表示轻蔑。

根据中方通报，特朗普对习近平表示，“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特朗普随后在Truth Social上发布的帖文中，并未提及台湾，只称与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

这次通话，距离特朗普与习近平上个月在韩国釜山会面仅过去约一个月，两人当时达成贸易休战的共识。

此后，特朗普将重点放在维护脆弱的双边贸易关系上，避免公开批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局势。

不过，美日中三方之间的外交操作仍在进行。

特朗普于周二致电高市，讨论对华关系。两人通话约25分钟，特朗普向高市通报了他前一天与习近平谈话的内容。

通话后，高市对记者表示，“我们再次确认了美日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但她拒绝透露有关日中对立或台湾议题的具体内容。

尽管中国和部分日本议员要求高市撤回在国会的言论，她依然拒绝，表示这并未偏离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既有立场。

不过她也表示，今后将避免对具体的“危及生存的局势”发表评论。

北京方面仍在猛烈批评高市，并坚持要求她撤回所谓“错误”且“恶劣”的台湾言论。

上周六、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高市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甚至连擦肩而过都没有。

尽管李强在中共党内排名第二，但他并不掌握主要外交决策权。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才是真正决策者，他在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的协助下处理外交事务。王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王毅在周日对中国媒体使用激烈措辞，称高市的言论“越过红线”，中国“必须坚决反击”。

将近一个月前，也就是10月31日，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高市早苗于韩国庆州会晤时，王毅就坐在习近平身旁，他负责安排了这次会面。

在中方看来，习近平坚持与高市举行会谈，现在却颜面受损。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王毅如今对日本立场强硬：因为是他安排了导致习近平失面子的会晤，他可能因此被追责。

中日紧张局势的降温仍需时间，而在此期间，日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与“习王组合”进行沟通。

亚太经合组织（APEC）庆州峰会结束后，习近平宣布，下一届APEC峰会将于明年在广东深圳举行。

在这段时间里，高市可能会尝试效仿政治导师、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寻找缓和途径。

2012年9月，当时由民主党执政的首相野田佳彦决定将冲绳县的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中国方面强烈不满。北京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认为属于中国领土。随后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日示威。

2012年12月，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二度执政。

2013年12月，安倍参拜东京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认为靖国神社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

但到了2014年11月，安倍赴北京出席APEC峰会，并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两国领导人两年半来首次会晤，也是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11个月后举行的。

虽然当时两人合照时都表情僵硬，引发关注，但这次会谈标志着中日关系的破冰。

这一会谈的幕后推动者是前首相福田康夫，他是安倍在自民党内派系的前辈。

2014年6月，福田秘密访问北京，受到中方积极回应。随后他劝说安倍不要错过改善关系的机会。

7月28日，福田再次访问北京，带去安倍的口信，并与习近平秘密会面。

福田在会中强调，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在危机管控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不能总是依赖美国”来承担这个角色。

福田还聚焦于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海域建立危机管理机制，这成为后来中日“四点共识”的支柱内容之一。

习近平听后点头表示认可，也认为安倍态度诚恳。他回应说：“我完全理解”对话的重要性。

当时在场的中国高官还包括时任国务委员的杨洁篪，以及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毅。

日本方面的安倍亲信、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也出席了会谈。此后，日中双方由杨洁篪与谷内负责安排安倍与习近平的正式会晤。

2014年7月29日，也就是福田与习近平会面次日，中共宣布对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进行调查。此举是习近平展开反腐行动、清除政敌的一部分。

周永康曾在2012年反日示威中扮演幕后角色，调动安保系统协助组织一些由官方主导的抗议活动。

周当时掌控中国内政安全系统，涵盖国家安全部、情报机构、司法与警察系统，权力极大。

一名熟悉中日关系的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通过打击周永康巩固权力后，显然已下令在与福田会面后改善对日关系。”

这位人士指出，自此开始，习近平与安倍在北京APEC峰会上的会晤就基本确定会举行。

作为2026年APEC主办方，习近平届时将不得不邀请高市前来。这对她来说将是一次借鉴安倍经验、改善中日关系的宝贵机会。

但如果她真想走这条路，东京首先需要找到一位具备经验的官员，作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沟通桥梁，来促成习近平与高市的会晤。这将是一项艰巨任务。

2014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在北京握手。安倍借助秘密特使推动了与中国的关系缓和，为这次会谈铺路。

尽管安倍并不排斥“鹰派”称号，但他的外交风格实际兼具务实与灵活特点。

2006年首次执政后，安倍将中国和韩国列为首访对象，尽管当时日本与两国均存在未解问题。

只有一位能在国内赢得保守阵营支持的有影响力“鹰派”领导人，才有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关系缓和，这一点至今仍然适用。

在周一与习近平通话后，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文称，他已接受习近平的邀请，将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也将在当年稍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特朗普还说：“我们一致认为保持经常沟通非常重要，我也很期待继续这样做。”

美中关系波动程度不亚于中日关系。高市必须密切关注特朗普与习近平之间的交流。

与此同时，她也应尽快访问美国，充分利用她与特朗普之间的私人关系，就像安倍当年所做的那样。

高市还需采取措施，防止美中领导人按计划互访影响日美关系。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中日紧张关系能在明年深圳APEC峰会前就实现缓解。但目前形势仍然危险，双方必须谨慎行事，才能找到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