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杂志网站。

想要打破现有体系的叛乱者，往往最终却成为这个体系的管理者。对欧洲的极右翼来说，这样的前景已经隐约可见。

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他们在民调中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的位置。在意大利，他们已经执政；在荷兰，他们曾短暂领导过一个联合政府；在波兰，今年6月，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击败了中间派的提名人。

到2027年，极右翼可能掌控欧洲接近一半GDP的经济体。

这将严重打击欧洲的繁荣。最直接的威胁在于极右翼对权力的运用。他们嘲讽技术官僚的管理方式，誓言保护选民免受市场竞争和创造性破坏的影响，转而提供一套诱人的政策组合：补贴加减税。如果他们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将意味着经济持续停滞，甚至出现债券市场接连爆雷的局面。

间接威胁在于，一些地方的主流政党已经在民粹浪潮面前退缩，不敢推进艰难改革，甚至模仿极端政策。这种治理风格只会加速他们原本想避免的极右翼胜利。

近几年，欧洲经济的确运行不佳。年GDP增速仅为1%。9月2日，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5.7%，创下逾25年来新高。在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贝鲁宣布政府将于9月8日进行信任投票后，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46%，为2008年以来最高。德国，这个曾是欧洲经济引擎的国家，自2019年以来几乎未见增长。

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糟糕的经济表现，正好印证了极右翼呼吁“新道路”的正当性。确实需要改变，但不是他们提出的那种。

事实上，欧洲根本承受不起更糟糕的经济管理。

必须明确指出，危险究竟在哪里。正如媒体所报道的，极右翼政党在接近权力中心的过程中往往变得温和。放弃欧元、退出欧盟的主张如今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尽管德国选择党仍然玩弄“脱欧”概念）。他们也意识到欧洲人口老龄化，开始主张引入外籍劳动力，而不是完全关闭边境。

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避免让选民感到恐惧的经济震荡。

然而，正是这种对改变的抵触，让他们成为增长的“扼杀者”。在意大利，焦尔佳·梅洛尼态度相对温和——包括对欧洲的态度。但她回避那些可能激怒选民、但能促进增长的改革。

在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中至少还有亲科技和主张去监管的一派，与特朗普支持者中的怀旧情结来竞争特朗普的注意力。而在欧洲，民粹主义完全是为了保住一个虚构的过去。

极右翼的成功将固化欧洲最缺乏生产力的特征：向特定群体输送利益、保护主义，以及对竞争的敌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极右翼在财政上的大手大脚。几乎所有民粹政党都主张在减税的同时，对养老金领取者和年轻父母慷慨解囊——以提高本国出生率。他们宣称，这些开支将通过大幅削减对移民、“寄生者”、公共部门浪费，以及布鲁塞尔的开支来实现财政平衡。

英国改革党承诺的政策红包总额大约为2000亿英镑（2660亿美元），占英国GDP的5%。他们声称将通过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节省计划——政府整体开支削减5%——节省1000亿英镑，并预计通过削减移民节省420亿英镑，从更有效管理公共部门养老金中节省100亿英镑。

债券市场必然会戳破这些幻想。

事实上，低增长加上财政纪律松弛，最终必然引向财政危机。最理想的情况是，这种危机会迫使政府回归理性。在意大利，由于人们对欧债危机的记忆仍然清晰，加之政府要获得欧盟层级的预算批准，才能获得欧洲央行的支持，梅洛尼目前在财政上相当谨慎。

但如果再次爆发欧元区危机，民粹主义将使风险倍增。如今，欧洲央行几乎已成为各国政府名义之外的最后贷款人。市场对前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曾许下的承诺——“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欧元区完整——仍抱有隐性信心，只要各国政府表现出所谓的“宏观经济理性”。

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欧盟各国有足够的团结精神，设立了恢复基金这一财政保障机制。

如果到时候是玛丽娜·勒庞或乔丹·巴尔代拉担任法国“国民联盟”政府的首脑，还能指望这种团结吗？在欧元区危机中，各国政府必须与彼此和欧洲央行通宵达旦地谈判协调。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任何犹豫或分裂。

几十年来，每一次危机的答案都是“更多的欧洲”。最近的危机促成了共同银行监管和联合发行债券。但这些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承诺给选民“更少的欧洲”的政党来说，将难以下咽。

不必是索罗斯也能预见，只要国民联盟执政，债券投资者就会测试欧元区的团结底线。

也许这一切听起来像是纸上谈兵。但阴影已经笼罩在当下的经济上，因为很多主流政治人物由于害怕为对手提供攻击弹药，不愿或无法推动改革。

去年，德拉吉提出一系列旨在提振欧洲经济的建议，包括整合欧洲金融市场，以及简化监管。但这些建议迄今毫无进展。

欧洲政治家陷入两难。改革会引发反感，财政紧缩会让极右翼的豪言壮语更具吸引力，而谨慎行事虽然看似稳妥，却只会延续腐烂的现状，进一步侵蚀选民对政治的信任。

没人会低估推行大胆变革所需要的勇气。但另一种选泽，悲观和失败主义的一条路，就是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极右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