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作者是法蒂玛·阿卜杜勒·卡里姆和帕特里克·金斯利，后者是时报驻耶路撒冷分社社长，
今年1月，扎卡里亚·祖贝迪突然从以色列监狱获释，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罕见而短暂的喜悦时刻。
祖贝迪抵达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时，数百人聚集在那里，庆祝他的归来，欢呼他如英雄般返家。
他迈出自由的第一步时，人群高呼他的名字，有人将他高高举起。一个孩子紧紧攥着一罐发胶，那是六年前祖贝迪入狱前送给他的。
“我想让祖贝迪叔叔看到我一直保留着它，”11岁的瓦坦·阿布·鲁卜说，“现在他自由了，我才会用它。”
现年49岁的祖贝迪，是今年早些时候加沙短暂停火期间，以色列人质交换中最知名的巴勒斯坦在押人员。
在2000年代初，他曾领导一个与法塔赫有关的武装组织，激励了巴勒斯坦人，也令以色列人恐惧——法塔赫是哈马斯的世俗对手。
几年后，他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转而创办一个剧院，从而引起国际关注。
十年后再度入狱，他通过挖地道短暂越狱，又在数日后被重新捕获，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的传奇色彩。
现在，在获释数月后，祖贝迪成了另一种情绪的象征：一种弥漫在巴勒斯坦生活中的无力感。
他在拉马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是他重获自由后的首次重要采访，他表示无论是他作为武装分子、剧院创始人还是囚犯的经历，最终都显得徒劳。
他说，这些努力并没有帮助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方法，”祖贝迪在采访中说。“我们建立了剧院，尝试用文化抗争——那带来了什么？”
他问道。“我们用过枪，用过武力。根本没有解决办法。”
似乎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祖贝迪取下几颗假牙，露出满口缺失的牙齿，最近在牢狱中牙齿和下颌被以色列军警打断。他在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时就已被羁押，之后数周，他多次遭到狱警殴打。
他的遭遇与《纽约时报》采访的至少十名自战争爆发以来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囚犯的证词相似。
像以往一样，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并不了解你们所描述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并未发生类似事件。”
祖贝迪在狱中被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16个月战争过去，他获释后才发现加沙已在以色列的反击下被摧毁。他发现自己的家乡——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杰宁——也因以色列的突袭而大面积破坏、人口流失。
他的家被以色列军方封锁，无法返回。他21岁的儿子，同样是武装人员，也在以色列的一次袭击中丧生。
无论在哪条战线上，巴勒斯坦人的策略似乎都在失败。
“但解决办法是什么？”祖贝迪反问，“我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
作为年轻的武装人员，祖贝迪曾有明确的目标。
2000年代初，和平谈判破裂后，他在杰宁加入一个武装组织，认为那是实现巴勒斯坦主权最好的方式。直接导火索是一名以色列领导人率数百名警察进入耶路撒冷一座清真寺建筑群参观——这个建筑群建在一座古代犹太教圣殿遗址上。
这一行为引发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地区的大规模抗议和动荡，随后以色列展开血腥镇压，让祖贝迪感到震惊。
随着抗议升级为武装起义，也就是第二次起义，祖贝迪加入了“阿克萨烈士旅”——这是法塔赫在杰宁的主要武装组织。他很快晋升为该组织的领导人。
在以色列人眼中，祖贝迪是恐怖分子。第二次起义持续五年，巴勒斯坦人发动的起义最终从抗议演变成对以色列公交车、夜总会、酒店和咖啡馆的爆炸与枪击袭击，造成大约1000名以色列人死亡。
祖贝迪否认参与任何谋杀，但他被指控下令发动数次袭击，包括一次对一个政党办公室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亡。他最终被指控犯有24项罪名，主要与暴力有关，但在获释前没有任何一项指控被判决。
“他的获释是危险的，”袭击中一个以色列死者的妻子贝拉·亚夫拉罕在祖贝迪获释后对以色列媒体说，“我希望国家穷追不舍，直到他最后一天。”
但在巴勒斯坦人眼中，祖贝迪是抵抗占领军、保卫巴勒斯坦土地的自由战士。在第二次起义中，以色列军队杀害了大约3000名巴勒斯坦人。2002年，以军突袭杰宁，摧毁了祖贝迪所在的社区，他带领一支武装小队试图抵抗攻击。
他在纪录片《阿尔娜的孩子们》中亮相后引发国际关注，影片记录了部分相关的游击行动。
片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拍摄了祖贝迪与另一名战士阿拉·萨巴赫就游击战术进行激烈争论。祖贝迪躲在废墟中逃过以军突袭，而他不认可萨巴赫投降求生的决定。
“我绝不会投降，”祖贝迪对朋友说，“永远不会！”
“我宁愿死，”他接着说。
之后，祖贝迪对抗以色列的方式变得更为复杂。2007年，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领导人试图恢复平静的背景下，以色列向数百名武装人员，包括祖贝迪，提供特赦，条件是他们放下武器。
祖贝迪接受了当时的提议，并对媒体表示起义已经失败。他将重心转向了他不久前与一名以色列左翼演员和一名瑞典活动人士共同创办的剧院。这个“自由剧院”在杰宁为当地青年举办戏剧工作坊，如今仍在继续运作，并曾改编演出《等待戈多》和《动物农庄》等作品。
虽然祖贝迪没有导演任何剧目，但他参与剧院管理的角色，使得剧院在杰宁保守居民中得以生存。
祖贝迪表示，他的最终目标仍然是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但他参与剧院的经历，代表着实现这个目标方式的转变。
他的意图并不是取代或否认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是为其提供思想和文化的支撑。
“媒体说祖贝迪从武装斗争转向文化斗争，”祖贝迪以第三人称谈到自己时说，“但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
他接着说，“我怎么打开剧院的大门的？是我用步枪把它撞开的。”
然而，以色列又指控祖贝迪违反了特赦协议，于2019年将他重新逮捕。2021年，在等待审判期间，祖贝迪通过一个长约29米的地道从牢房中逃脱，这条地道是他与其他囚犯从牢房浴室挖出的。
虽然六名越狱者在数日内全部被重新抓获，祖贝迪也因此被定罪，但这次逃狱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共鸣和激励，使祖贝迪的“传奇地位”进一步确立。
直到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摧毁了大片地区之前，人们仍能在远至加沙城的墙上看到纪念这次逃狱的壁画。
然而，祖贝迪对这次逃狱持一贯的矛盾态度，他认为那既是必要的，也是徒劳的。
“我不可能被关押而不去追求自由，”他说，“一个不想着越狱的囚犯，不配拥有自由。”
他说自己曾在地道中卡了十分钟，最终还是被同伴拉了出来。当他终于感受到夜晚温暖的空气拂过皮肤时，那种感觉就像“自由涌进了我的血管”。
但他说，这次逃狱最终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成果。
他说，他始终知道结局只会是死亡或再被捕。果然，几天后，以色列警察在一辆卡车中发现了藏匿的祖贝迪。
这起事件促使以色列监狱当局对巴勒斯坦囚犯实施更为严厉的管控措施，祖贝迪本人也被单独关押。
对祖贝迪来说，这一结果正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所面临困境的缩影：无论是和平抵抗还是暴力对抗，以色列都未被撼动。
第二次起义未能让以色列撤离；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这个与以色列合作管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的半自治机构——和平路线也未能换来国家的建立。
许多以色列人的理由是自治政府不可信、能力不足、权力薄弱，不足以管理一个国家。
但祖贝迪认为，真正的障碍是以色列——它既强大到无法被暴力击败，也自私到不会因为巴勒斯坦人的合作就给予国家地位作为回报。
“没有和平解决方案，也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说，“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什么都不想给我们。”
“他们不可能把我们从这里连根拔起，”祖贝迪最后说，“而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将他们赶走。”
尽管如此，祖贝迪仍未放弃寻找答案。
他表示，获释后已开始在巴勒斯坦知名高校比尔宰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希望能更深入理解这场冲突的复杂性。
他的研究方向？
以色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