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切坦·阿赫亚在金融时报刊发的文章中指出，中美达成协议可能会降低目前的关税水平，但仍可能比年初高得多。

如今，美中贸易已明显陷入停滞，关税水平过高成了主要障碍。认识到双边贸易中断的严重程度，可能成为开启谈判的第一步。

随着谈判推进，双方或许有空间达成协议，逐步取消此前因报复性关税而加征的关税——这些关税是美国在中国反击后实施的。

不过，到年底时，平均加权关税率仍将比年初高出34个百分点（当时为11%，是在2018至2019年第一轮贸易摩擦中实施的）。

投资者应当接受一个现实：解决贸易紧张背后的根本问题，既不可能迅速，也不会轻松，原因如下。

首先，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是因为认为这样可以大幅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并推动关键商品的本土生产。但这两个问题，通过关税或与多个贸易伙伴签署协议，都难以快速解决。

美国大额贸易逆差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美国消费支出高、储蓄率低。

要在美国提高制造业产能并非一朝一夕，不仅是设立工厂的问题，更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目前，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仅为13%，而中国则高达41%。

其次，中国在经济政策上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通过投资拉动增长，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更是如此。

决策者更倾向于刺激投资，因为他们认为投资可以带来实际资产，提升生产力，而消费只会加剧未来世代的债务负担。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希望处于技术前沿，并在高端制造业中保持领先。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美中贸易平衡的根本扭转，就必须改变两国的增长模式，这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即使决策者强行推动中国通过协议增加自美国的采购，实际执行仍充满挑战。

美国可能无法立即提供足够的出口商品供应给中国，而战略竞争也可能构成障碍。美国不太可能愿意向中国出售高科技和防务设备，而中国也不愿意在粮食和能源方面依赖美国，更倾向于多元化采购来源。

最后，从谈判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美中双方都希望达成一个全面协议，但由于涉及问题繁多，谈判过程将非常复杂，且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

目前，投资者似乎因为报复性关税暂停，以及美中之外的贸易正在恢复而感到些许安慰。但我们对增长前景并不那么乐观。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经济周期已经受到影响。

对中国而言，难以想象关税会迅速回到2025年1月的水平。

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来说，贸易协议可能会达成，但我们不确定协议签署时关税是否会降到10%以下，也不确定所有协议是否会在暂停期结束前全部完成。

高企的不确定性拖累了商业周期，使企业界在投资和招聘上持观望态度。资本支出和贸易的放缓，将成为关税政策对亚洲经济造成最大拖累的主要途径。因此我们预计，中国GDP同比增速将从今年第一季度的5.4%，放缓至第四季度的3.7%，而亚洲其他地区的增长也将面临不同程度的下行压力，具体取决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

那些出口占GDP比重高、净出口对GDP贡献大的贸易导向型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将更为严重，就像2018至2019年中国经济明显降温时一样。

如果不能迅速解除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将面临一场同步且剧烈的经济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