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顿大学法律研究专业博士生杰弗里·布拉德利和渥太华大学犯罪学名誉教授欧文·沃勒，在The Conversation刊发的文章中指出，只靠监狱和增加警察，并不能真正减少犯罪，预防可以节约更多资金。
新当选总理卡尼和执政的自由党必须努力扭转暴力犯罪上升的趋势。加拿大需要一位专门负责预防暴力犯罪的联邦部长，并由只专注于防止暴力发生的副部长予以支持。
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和成功经验显示，这种做法在未来五年内可能将暴力和严重犯罪减少50%。
加拿大的凶杀率在过去十年上升了50%，已回到21世纪初的水平。黑人和原住民加拿大人遭受暴力的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倍。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已达到流行病级别，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人一生中会经历某种形式的此类暴力。
最近的联邦和省级选举活动给人一种印象，即增加监狱和警察的支出就足以遏制暴力和严重犯罪。
但如果长时间的监禁真的能减少暴力犯罪，那么美国城市本应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提高警察薪资能降低加拿大的暴力事件，那么埃德蒙顿和温尼伯本应是加拿大最安全的城市——它们也不是。
要真正减少暴力犯罪，目前的治安提案缺乏具体、基于证据的行动，以及已被证明有效且成本较低的公共健康策略。
在过去50年中，加拿大和国际上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一小部分经过验证的项目，在三年内可以将暴力犯罪减少多达50%。
这些措施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英国青年基金会等权威机构的推广。华盛顿州公共政策研究所这一无党派机构，也证明了这些项目在成本效益上优于传统的警务和监禁体系。这些措施包括：
• 社区暴力干预者与暴力活动中最活跃的年轻男性建立信任，帮助他们重返校园、接受职业培训，并掌控导致无谓暴力的情绪。
• 在多伦多开发的“立即停止与计划”项目，在年轻男性进入青春期时进行干预，引导他们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代替暴力行为。
• 由黑人领导的“青少年学术、体育与品格教育协会”，将这些科学方法应用于解决年轻黑人男性高死亡和伤害率的问题。
• 参与预防性暴力的课程，通过改变关于同意的社会规范，并鼓励学生以旁观者身份积极介入，从而防止性暴力。
英国和美国的现状
公共健康策略通过识别导致犯罪的风险因素并实施有效解决方案，已经帮助其他国家将犯罪率减少了一半。
在2000年代，苏格兰格拉斯哥设立了一个小型的暴力预防小组，并开展社区外展活动，重点面向深陷暴力生活方式的年轻男性。
三年内，该市的暴力犯罪减少了50%。
到2020年，英国在全国超过一半的地区复制了这种暴力预防小组模式。独立评估显示，在设有小组的地区，暴力犯罪下降了25%。
虽然一些地区仍面临青年暴力问题，但专家指出，当多部门协作将青年暴力作为优先事项时，成效最显著。
对于这一进展速度仍不满意，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在2024年承诺在十年内将持刀犯罪减半，并在同一时间段内大幅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设立了白宫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并为各城市提供资金，以落实被验证有效的方案，包括社区暴力干预者。
相关利益方表示，这些措施正在帮助减少凶杀案。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政府关闭了这个办公室。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随后提交法案，要求恢复并永久设立。
波士顿市长吴弭，将她的公共健康策略建立在协调全市各部门、社区组织和暴力预防专家基础上。通过增加外展工作人员和教授解决问题的技能，吴弭市长承诺在三年内将暴力减少20%，结果在两年内就减少了50%，远超预期。
加拿大官员应采取的行动
安大略省《警察法》要求制定公共健康策略，即社区安全与福祉计划，来解决导致犯罪的风险因素并监测结果。
2023年，多伦多市长邹至蕙当选后，呼吁制定应对枪支暴力和针对女性暴力的策略。她提出，“需要一种科学的公共健康方法，就像格拉斯哥所采取的，将暴力作为公共健康问题来处理，这种方法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减少暴力。”
邹至蕙强调精准干预和结果监测。但她的资金尚未与她的愿景相匹配。到2025年，只有500万加元被指定用于预防工作，而多伦多因暴力上升而需要增加的警力和急救服务经费，却高达4800万加元。
没有任何加拿大官员在进行科学规划，或做出合理且划算的投资，以大幅减少暴力和严重犯罪。
卡尼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以身作则。联邦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在暴力发生前进行干预：
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具备能力的社区安全规划人才；
设立一个暴力预防知识中心；
将目前短期项目的资助模式转变为与各省长期合作，并为有效的暴力预防项目提供持续和充足的资金。
预防可以节省开支
议会委员会建议，每年用于暴力预防的投资应相当于警察和监狱支出的5%，即联邦每年约4亿加元，其它各级政府则为9亿加元。
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清楚表明，在五年内可以将暴力和严重犯罪减少25%，十年内减少50%。
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可以减少200人丧生，减少超过50万名暴力受害者，并每年在警力和监狱支出上节省高达15亿加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