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关税，实际上颠覆了近百年来美国政界人士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议。

二战后数十年间，当美国和苏联在欧洲展开多方面的文化和政治斗争，争夺欧洲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时，美国部署了一项强有力的武器：家用电器，另外还有服装、彩色电视、体育用品和罐装汽水。

美国发起了一场震撼性的宣传攻势，向世界展示其廉价且丰富的消费品的魅力。这场运动始于“马歇尔计划”时期的西柏林，1950年，美国国务院在那里建起了一座闪亮的贸易展馆，内里摆满了大西洋彼岸不断壮大的郊区中产阶级所能拥有的各种日常用品。

首场展览中，一栋样板住宅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运到柏林。之后的展览中，演员通过产品演示扮演“核心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用微波炉迅速做晚饭，把衣物丢进电动洗衣机和干衣机，和孩子们一起坐下来看电视。

这些展览向因战争而疲惫、倾向共产主义的欧洲人推销美式资本主义，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宣传运动之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蜂拥而至，渴望一窥这种完全陌生的现代生活方式——从柏林开始，随后扩展到整个西德和意大利，最终甚至进入苏联。

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的首次展览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因展出美式奢靡生活，而愤怒地对他当时的导览人员、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大发雷霆。此后数年，赫鲁晓夫试图以在国家媒体上大力宣传苏联也有类似消费品作为回应，表示苏联的同类产品要么已经存在，要么即将推出。

实际上并没有，后来也不会有。

据历史学家格雷格·卡斯蒂略2005年的一篇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策略彻底适得其反，普通苏联人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优越性。他写道：“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最终让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破产。”

一旦人们见识过洗碗机，就会想拥有一台。

美国人至今仍然想要洗碗机——还想要iPhone、新款运动鞋、堆满衣服的衣柜，以及超市里五彩缤纷的水果和蔬菜。卡斯蒂略所说的“通过不断增强购买力实现公民赋权”的“马歇尔计划式宣传”，先是在国内精心打磨，然后才推向海外。

这仍然是美国国家认同与经济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如今，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比例最高。为了满足这种消费需求，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生产能力。

尽管调查中美国人一贯表示偏好“美国制造”的商品，但他们的实际购物习惯几十年来已反复证明，在真正掏钱的时候，商品价格和充足程度等因素，远远胜过对国产制造的任何意识形态偏好。

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的领导人都在合作努力，确保这条以进口为基础的消费便利供应链持续不断地运转。试图阻挡美国人与他们喜爱的商品之间的联系，历来是美国政治的高压线。

极少数试图挑战者，即便初衷良好，最终也往往以失败告终，成为后来者的警示。总统卡特曾号召大众节俭消费，结果非常糟糕。

而特朗普团队似乎毫不在意。

“廉价商品的可得性不是美国梦的本质，”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年3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上说。他此言虽然试图安抚，但实际上却坐实了公众对特朗普政府严厉关税政策将导致物价上涨、进口商品短缺的普遍担忧。

从历史事实来看，贝森特的说法并不正确。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他的说法，只是因为承认自己对廉价商品的爱好并不太体面。

实际上，特朗普在竞选中主张让消费品变得更便宜，“从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将结束通胀，让美国重新变得可负担，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他2024年8月在蒙大拿州的一场集会上是这样的的。

如果特朗普继续推进那些几乎注定会进一步削弱美国人购买力的政策，他就是在逼迫美国人重新思考繁荣的真正含义——这种被迫的反思，至少可能会给他所在政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带来巨大代价。

投资者无需等到2026年11月投票，他们已经用行动表态：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因他们坚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将引发经济衰退。

消费主义始终被用作政治工具

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消费体系开始形成，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的深刻重组。大量民众开始迁入城市，在工厂、银行、报社等地工作。企业活动的监管放松，私人公司数量激增，规模更大、权力更强。

一批极度富有的工业巨头崛起，同时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办公室职员。

新阶级会带来新的阶级政治。美国的“强盗资本家”——这些收买政客、暴力镇压罢工的工业巨头，声誉甚至比当今的亿万富豪还要糟糕。但这些工业家手中握有一个重要筹码：廉价消费品。

工厂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生产种类繁多的商品。城市里的白领工资更高，闲暇时间也更多，是理想的消费者。

工业家与迅速崛起的百货商店业主合作，把消费描绘成白领阶层的特权，以此证明富人也关心普通人。

历史学家威廉·利奇在他1993年的著作《欲望之地：商人、权力与新美国文化的崛起》中写道：“他们有动力营造这样一种印象，他们，而不是员工或其他劳动者，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者；消费，而非生产，才是新的民主阵地。”

作为交换，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开始相信商业与政治领袖的话，认为政府昂贵且低效，社会保障体系应保持精简，以防止懒惰与依赖。

作为回报，他们的税收负担较轻，只要努力工作，消费主义的力量就能让他们买到任何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不会有官僚替他们决定如何花钱。

因此，美国人拥有了价格不错的洗碗机和高效的家用干衣机——这些东西在欧洲仍不常见。在那里，人们普遍与资本家达成了一个更温和的妥协。但与此同时，美国却没有全民医保或带薪病假等基本保障。

用未来某天翻修一间配备所有“花里胡哨”设备的大厨房的可能性，换取了全民医保的缺失，对很多出生在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人来说，如果头脑清醒，会意识到这并不一定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但可以说，这确实是一个美国的现实。

而特朗普政府在今年4月推出的“解放日关税”政策，并非交换，而是牺牲。尽管之后对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延迟实施，这项政策仍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共和党国会议员正在考虑削减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华盛顿正在撤回一个持续了百年的协议，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替代方案。

即便这些关税最终真的能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业专家都认为这不太可能实现——那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在此期间，数百万家庭将面临预算压力急剧加大的局面。

美国人对从鸡蛋到医疗再到住房的价格高涨早已愤怒不已。这种愤怒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把特朗普重新推进了白宫，巩固了他在低收入选民中的支持。

各种迹象都表明，在特朗普的新任期，这一群体尤其将面临购买力被重创的局面。

更进一步，许多经济学家警告说，特朗普的贸易、移民和政府支出政策相结合，可能会将经济推入衰退，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失业。

但这些变动所带来的不只是物质层面的影响。

美国人，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倾向于通过消费身份来定义自我。无论人们是否认同，这种体系教育人们通过购物来建构自我认知、传递价值观、表达主观能动性。

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对政治领导人是有利的：习惯于通过消费选择表达自我的人，往往不会在其他（可能更具挑战性）的方式上表达诉求。

而一旦这些消费选择被打破，部分人很可能会开始考虑其他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