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阴谋论者和许多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关于前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最后一批文件之所以被封存，是因为其中可能包含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肯尼迪并非在达拉斯被单独枪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

然而，随着过去24小时内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国家档案馆掌握的最后一批文件——其中许多不再被删减段落和句子遮蔽，另一种可能性开始显现：政府之所以一直未公开这些文件，可能是为了保护美国中情局的情报来源和工作方式。

混乱不堪的解密

1992年，因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电影《J.F.K.》引发人们对阴谋论的强烈兴趣，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收集所有与肯尼迪遇刺案相关的美国政府文件。

法律要求所有文件必须在25年内公开。2017年，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下令公布所有未解密的文件，由此开启了四次文件发布。2023年，在上一次文件公布后，拜登发布了“最终认证”，但仍约有5,000份文件未能完全或部分公开。

周二晚上分两个阶段公布的约63,400份文件仍在审查中，因此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尚未被发现的暗杀相关信息，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公布的文件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点击每个文件就像打开一箱杂乱无章、毫无关联的文件。有些文件只有一页，内容相当简单。其他文件则长达近 700 页，充斥着手写笔记、外交电报和图片。有些文件完全难以辨认。

但从一个标准来看——即那些不再被删减的内容，政府真正担心的似乎是：隐藏中央情报局（CIA）特工和线人的姓名、针对美国盟友的情报收集行动、以及各种CIA站点的位置乃至其预算。

CIA一直以来对自身的运作方式保持高度保密，考虑到这个机构任务的性质，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也与其历史上有时采取的“不光彩”手段有关（比如猪湾入侵事件）。

这种保密倾向或许可以解释这次文件发布的混乱状态。

“文件的迟迟未发布，并不是因为其中隐藏着、能帮助我们了解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刺杀案中的角色的‘爆炸性证据’，”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前尼克松总统图书馆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表示，“而是因为这些文件中包含了情报来源和工作方式。我们在纳赛尔时代拦截过来自埃及的消息！这与肯尼迪遇刺案毫无关系。”

到周二晚上，大约64,000份文件被公开，低于特朗普此前估计的数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一些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官员在极端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花费数小时评估这些文件可能带来的风险。

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CIA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一直在向政府高级官员强调，一些文件与肯尼迪无关，甚至是在刺杀事件发生几十年后才产生的。

他希望确保其他官员充分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以免在发布后措手不及，但明确表示不会阻碍任何文件的公布。

在特朗普周一下午发表讲话后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迅速召开会议，制定计划，以确定哪些文件仍需去除删减内容。这次发布需要与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协调。

一些官员对此次文件公布的仓促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表示担忧，包括可能泄露仍然在世人士的社会安全号码等敏感个人信息。

参与解密过程的官员表示，几十年来，文件的数量大幅增加，因为每次对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材料的调查都会将一些与他无关的信息纳入其中。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包括一些在他去世几十年后才创建的文件。

学者们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来分析和消化周二以两批方式发布的近2,200份文件，总计63,400页。在之前公布的肯尼迪遇刺案文件中，文件通常按照来源机构的档案编号标记，而这次公布的文件似乎缺乏明确的标识信息。

一些文件可能是此前仅有轻微删减版本的完整版本，添加了一两个名字；另一些则可能是学者们早已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备份或不同版本的备忘录和报告。

《联邦调查局与马丁·路德·金》一书的作者、大量研究情报机构的文章撰写者戴维·J·加罗预测，从刺杀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次公布的文件可能“毫无新意”。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有趣的细节，尤其是对于研究情报机构复杂运作方式的学者来说。

此前公布的一些文件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涉及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963年9月访问墨西哥城的记录。他当时曾前往苏联和古巴大使馆。

“我们知道他曾与古巴和苏联外交官会面，并计划叛逃，”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洛格瓦尔教授表示。“如果这些文件包含更具体的信息，比如他到底与谁交谈、谈了什么、对方如何回应，那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情局反而成了主角

洛格瓦尔教授还指出，如果能了解更多关于中央情报局（CIA）对奥斯瓦尔德的掌握情况，以及他们向联邦调查局（FBI）分享了多少信息或隐瞒了多少信息，也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过去的文件发布来看，这次新公开的内容大部分可能是此前被删减的低级别犯罪组织成员的姓名，他们曾充当线人或其他次要角色。

“目前仍被封存、CIA和FBI极力保密的内容，大多涉及线人情报来源，”加罗说。

过去的文件披露曾为研究情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2018年公布的文件包含了有关“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的材料。这项秘密计划由FBI局长胡佛于1956年启动，最初旨在破坏国内共产主义组织，后来扩展至民权运动组织、反越战活动人士及其他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群体（计划在1971年被曝光后终止）。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贝弗利·盖奇指出，一些文件表明，从艾森豪威尔开始的历任总统及国会关键委员会成员都知晓这项计划，并阅读过胡佛的一些私下证词。

一份1961年写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新解密的部分描述了成立于1947年的CIA，如何以国务院雇员的身份在海外部署约1,500名特工。撰写这份备忘录的总统特别助理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一些特工以国务院雇员的身份进行卧底行动，这本应是临时且有限的措施。

但施莱辛格写道，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因为成本更低、操作更简单，并且让“CIA人员的生活更轻松”。

这份长达15页的备忘录标题为“中央情报局重组”，大部分内容此前已公开，由施莱辛格在CIA策划推翻卡斯特罗的猪湾入侵失败后不久写成，表达了对CIA权力的担忧，称这个机构“具有某种国中之国的特征”。

但直到现在，这份文件的某一部分一直被删减。周二在最新公布的肯尼迪遇刺案文件中，这一部分内容终于被解密.

CIA长期以来以国务院官员的身份安插特工，这已不是秘密。丹尼尔·奥尔科恩是刺杀档案与研究中心主席，这个机构是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最大私人资料库。他推测，施莱辛格备忘录中新解密的部分之所以长期被删减，是因为证实了CIA的掩护安排。

“我猜他们认为这涉及机密问题。”奥尔科恩说，“他们其实只是想避免尴尬或负面关注。”

在大约一页半的篇幅中，施莱辛格描述了大约1,500名所谓的国务院雇员实际上是CIA的卧底特工，他们有时甚至与美国大使的立场相悖。他指出，美国大使馆中负责了解并向华盛顿提供东道国政治分析的政治官员中，几乎有一半在为CIA工作。

这些新披露的信息表明，在冷战初期，美国领导人已经担忧这个机构在海外秘密行动中的独立性过强，可能会削弱总统的权威。

例如，在巴黎，美国大使馆驻有128名CIA特工。这份备忘录还提到，CIA甚至试图削弱国务院与部分政治人物的接触，包括一名议会的重要领导人。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外交关系专家格雷格·格兰丁表示，长期以来，海外秘密行动助长了国内的不信任，而施莱辛格的备忘录表明，推动建立国家安全体系的冷战领导人早已意识到这一风险。

“这些外交政策中的秘密活动，难免会加剧政府在公众眼中显得阴谋重重的感觉。”他说。尽管政府多年来将这部分信息列为机密，但备忘录表明，当时这一情况在外交圈并非秘密。

“CIA占据了巴黎大使馆的顶层，这在当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在阿尔及利亚将军叛乱之夜，路人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大使馆的顶层灯火通明。”施莱辛格写道。

阿尔及利亚将军叛乱指的是1961年4月，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发生的一场由法国军方高层将领发起的政变企图。这场叛乱的背景是法国总统戴高乐推动阿尔及利亚独立，而部分法国军方高级将领强烈反对这一政策，试图通过武力推翻戴高乐政府，以维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这场政变在几天内便告失败。

冷战期间，不仅美国，其他世界大国也利用外交职位作为间谍掩护。然而，施莱辛格在备忘录中警告称，CIA在海外的“秘密行动”可能会威胁美国的“原则和做法”。

格兰丁教授指出，这部分删减的内容可能特别敏感，因为CIA不希望“有正式记录”表明其特工假扮国务院工作人员。撰写多本关于CIA书籍的作家杰斐逊·莫利表示，虽然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探讨的是原则和政策问题，但此前被删减的部分则详细描述了CIA的秘密活动。

他认为，这些删减并非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是“为了避免CIA尴尬和受到批评”。

施莱辛格在其中暗示，他担心CIA实际上是在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服从总统的指令。这个机构自己对猪湾入侵失败的调查发现，肯尼迪在袭击发生时刚上任三个月，可能并未完全了解行动细节。

前《纽约时报》记者、《CIA历史》一书作者蒂姆·温纳认为，CIA几乎一直执行总统的命令，包括肯尼迪批准的猪湾入侵。

“而施莱辛格所描绘的CIA形象，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机构。”温纳说。温纳还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国务院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被封存这么多年。

“保密这样的信息，只会助长对‘深层政府’的偏执恐惧。”他说。

加罗指出，与之前的肯尼迪遇刺案文件发布不同，这次公布的文件完全没有任何描述性信息。

“任何想要利用这些文件的人，都只能像在黑暗中摸索。”他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内容，比如一份对1975年一份长达693页的中央情报局秘密报告的摘要，涉及情报机构在某些行动中“可能超出了权限”的情况，内容包括入室盗窃、非法监视以及各种“极度敏感”的行动，其中提到了1967年中央情报局接管联邦调查局设在联合国的监听站一事。

“这简直是一个情报机构不当行为的清单。”加罗说。

档案中的真正揭示可能隐藏在那些不再被遮掩的内容之中。例如，中央情报局如何在古巴收集秘密情报。

“过去一周，我们截获了古巴军事通讯，显示古巴翻译人员目前被派驻到该岛多个地对空导弹（SAM）基地。”这是一份总统情报备忘录的内容，日期是1963年11月23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的次日。

直到周二晚上，这份文件中此前被删去的九个字才得以公开：“过去一周，我们截获了古巴军事通讯。”

一些人身份信息被意外泄露

朱迪·K·巴尔加，80岁，是在肯尼迪遇刺案文件仓促公布过程中，社会安全号码被泄露的人员之一。电话联系到她时，巴尔加表示自己曾是一名政府承包商，但拒绝透露具体职务。她对自己的私人信息被包含在文件中感到惊讶，并且不知道如何补救。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她说。

巴尔加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表示信息泄露不会影响她对特朗普政府的支持。“我对当前政府非常满意。”她说，但是也不情不愿的指出这次泄露“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没有其他评论，只想说，人们的私人信息应该被妥善保护。”

另一名前政府雇员威廉·A·哈纳奇，71岁，得知自己的社会安全号码被包含在周二公布的未删减文件中后，愤怒不已。

“我认为这几乎是犯罪行为。”哈纳奇表示，并说现在对如何处理此事感到无从下手。

他还表示自己坚决反对特朗普。

“这不是什么好事。”他谈到信息泄露时说，“但这可能还不是他们做的最糟糕的事情。”

FBI对马丁·路德·金的监控

此次肯尼迪遇刺案相关文件的公布，还会涉及其他与案件本身关系不大但公众和学界极感兴趣的内容，例如FBI对马丁·路德·金的窃听行动。

这些窃听设备被安装在金的办公室、住所和酒店房间，有时录下了他与伴侣的私密对话。金的部分亲属曾提起诉讼，要求保密这些材料，而大部分相关内容目前仍被法院封存，预计到2027年才会解密。

但其中一些内容已经通过肯尼迪遇刺案的文件泄露出来。总的来看，文件中关于马丁·路德·金遇刺案的信息少之又少。在最初公布的1,123份文件中，只有几十个PDF提及金的案件。其中一些描述了对他遇害事件的调查，金是在1968年4月4日于孟菲斯的一家酒店遇刺身亡的。

这些细节中，一些似乎此前已经公开，提到墨西哥城和尼日利亚的消息来源称，他们认为曾见过一个与金的刺杀者詹姆斯·厄尔·雷相似的人。这些文件还提到，两名美国公民曾在巴拿马城因与刺杀案有关而被拘留，但最终未被起诉。

此外，一份备忘录显示，加州伯克利的一名医生也曾受到怀疑，因为他“长期向中央情报局写信批评该机构和政府。”

马丁·路德·金的亲属对联邦政府对他遇刺案的调查结果提出了质疑。当时的调查结论认为，金的遇刺是单独行动的种族主义刺客詹姆斯·厄尔·雷所为。

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特朗普政府可能散布带有偏见或捏造的内容，以抹黑金的私人生活。毕竟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特朗普政府正迅速拆除金曾倡导的联邦民权计划，质疑金作为美国英雄的地位。

“对我们而言，父亲的遇刺是一场深刻的家庭悲剧，我们已经承受了56年。”金的子女在1月底特朗普宣布加速解密相关材料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希望在公开发布前，能够有机会作为家人先行审阅这些文件。”

“大家担心，这些文件中不一定全是真实的信息。”夏普顿在采访中表示。

2019年，加罗在国家档案馆研究了一批此前未公开的文件，其中涉及金的私生活，并包含FBI在1960年代秘密监听所得的信息。当时，FBI局长胡佛曾发起行动，试图摧毁民权领袖的声誉。

加罗因公布这些材料受到了严厉批评，许多人指责他公开的是胡佛团队非法获取并刻意筛选的信息，旨在抹黑金和其他民权领袖。

有关金遇刺案文件的公开请求可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金的老助手伯纳德·李曾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起诉FBI及数名特工，指控他们非法监听金的谈话，并寻求经济赔偿。

诉讼涵盖了1963年至1968年间，即金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权领袖的时期。案件最终被驳回。但1977年，金的录音、笔录、监听日志及其他相关记录被移交至国家档案馆，作为李与政府之间达成的“某种妥协”结果的一部分。

以上内容整理于纽约时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