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说，近年来在与西方的大国竞争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将中国宣传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在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中国政府准备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的批评力度。

目前，中国官方媒体已经猛烈抨击美国的选举过程，称其“充满前所未有的混乱”。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习近平及其高级官员经常将中国定位为维护国际秩序的正面力量。

习近平甚至凭借这一信息在瑞士达沃斯的年度论坛上赢得了掌声。上个月特朗普胜选后，习近平再次重申了这一论调。

中国的模式确实对许多人具有吸引力。北京似乎能够将政权的稳定转化为新技术领域的显著成就，例如电动汽车，同时也擅长长期外交策略。

中国共产党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权威体制的弊端，而苏联则未能做到这一点。

但真相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中国问题分析师杨大卫认为，中国实际上只是近年来发展出了“独裁2.0”的模式。

他今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论文中指出，共产党政权仍然面临所有独裁体制的根本缺陷，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突出。

他还表示，事实上已有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很快会开始呈现出“独裁1.0”的特点，这种特点曾经定义了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而人们都知道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大卫指出，独裁体制面临两个基本挑战。首先，公民的努力工作和支持政权的意愿会被削弱，因为他们知道国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他们劳动的成果。

杨大卫表示：“独裁政权无法向公民、企业和（地方）官僚做出可信承诺，保证未来不会利用权力损害他们的利益，这就限制了他们努力工作和服从政权的动力。”

其次，为了维持权力，政权需要控制信息流动。但这种做法会使政权对新出现的问题和关切缺乏了解，最终可能危及其长期存续。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这些挑战。

邓小平的改革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将公民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人们获得了工作，收入增加，并有了自己的住房。这种充足的社会流动机会激励人们努力工作。

同样，商人被允许发展他们的企业，甚至在习近平的某位前任领导下，商人还被接纳进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官员来说，快速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提高晋升的机会。

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由于企业家知道官员因经济增长而得到奖励，他们可以放心投资，因为劳动成果不会被轻易没收。

经济学家指出，有时候，贿赂也在这一关系中起到一定作用。快速投资反过来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公民的收入水平。

至于信息控制，中国共产党将限制和审查与对部分抱怨的选择性容忍相结合。新技术提供了倾听公众不满的可能，同时可以阻止不满情绪的广泛传播。

这样，政权既有机会解决潜在问题，又能在更大规模的反对情绪形成前将其压制。

然而，杨大卫认为，这种“独裁2.0”可能并非一种稳定的平衡。它的稳定性依赖于维持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这可能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随着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放缓。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逐步下滑。而且，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减弱。

当收入停滞、房产价值下跌，或者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时，公民可能不再将自己的利益与政权的利益视为一致。社会流动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看起来触手可及。

疫情也削弱了“独裁2.0”曾经的光环。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锁，以及被称为大白的执法人员将居民拖出家门的场景，表明政权的利益未必与个人公民的利益一致。

同时，习近平政府对多个行业和企业进行了监管打压，这也削弱了企业与党和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感。

此外，习近平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更是一个重要因素。杨大卫估计，这场运动导致超过470万名官员被捕或失去晋升机会。这大大削弱了地方官员采取大胆措施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动力。

现在，一种负循环正在形成。

按照北京的指示，官员们优先考虑的是减少债务，而不是追求快速增长。一些官员没有与企业领袖合作推动投资，反而通过对企业罚款来增加财政收入。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将此称为“掠夺之手”运动。

私人投资减少意味着就业和收入增长放缓，进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削弱了“独裁2.0”的整体基础。

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减少党的控制力度，就像几十年前韩国和台湾的一党制政权所做的那样。但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实现。

杨大卫指出：“相反，如果政权在应对经济和社会逆风时优先考虑安全和控制，那么中国可能会回归‘独裁1.0’的严格控制模式。最近的趋势表明，我们正面临后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