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说，每年这个时候，许多政策制定者都想知道来年经济将以多快的速度增长。

而中国的领导人面临一个更艰难的问题：经济“应该”增长多快。他们追求的不是预测，而是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结束。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党官员将讨论是否坚持今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他们的答案通常要到明年3月才会公布，但这将指导来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借贷和支出计划。

现在来看，官员们可能会设定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最近几天，党领导层承诺为应对中国经济放缓采取“非凡”措施，包括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他们还表示，将“大力”促进消费。

那么，他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目标？从教科书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应该在不危及物价稳定的情况下，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长。如果GDP超过了潜在增长率这个“速度上限”，需求将超过供应，通胀会显著上升。

从这个标准看，中国经济还有加速的空间。今年11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仅上涨0.2%，远低于政府3%的上限。

然而，根据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看法，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关系颇为费解。他指出，这两者曾有稳定的关系。核心通胀（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通常与潜在GDP和实际GDP之间的“产出缺口”保持一致。然而，在过去两年中，这种关系被打破了。

他在最近深圳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虽然增长接近速度上限，但通胀却“异常”低。

问题或许出在数据上。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说，“中国的经济数据总体是不错的，但有些数据比其他数据更可靠。”

例如，价格数据相对容易收集。他向听众解释说，可以离开深圳的酒店，在路边商店门口查看苹果的价格。但计算GDP就复杂得多。如果增长与通胀突然不符，或许增长被高估了。

高善文表示，如果将中国今年的增长率从约5%下调到约2%，增长与通胀的关系就会“完全正常”。

他还提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零售销售之间的类似错配。零售销售曾经增长速度快于GDP，但最近却落后于GDP。特别是在年轻人较多的省份，零售支出表现尤为疲软。

高善文指出，中国的年轻省份反而显得最不活跃，国家“充满了充满活力的老年人、无精打采的年轻人，以及失去希望的中年人”。

这种悲观情绪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解释是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然而，高善文怀疑，零售支出疲软和房屋购买低迷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对未来就业前景的担忧。他计算，从2021年到2023年，中国城市就业的增长比疫情前的趋势慢很多，累计缺口达到4700万，相当于城市就业的约10%。

这样的缺口进一步质疑了中国的GDP数据：如果就业比趋势低十分之一，实际GDP可能比官方数据低10%。

高善文的演讲在网络上被迅速传播后迅速遭到删除。但政府压制并不意味着内容一定属实。在这一争议中，高善文的一些观点被误传，另一些则尚未被充分理解。

首先来看这4700万“缺失的工作岗位”。

这一发现被错误地解读为4700万额外的失业人口。事实上，高善文指出，这些缺失的城市劳动者中，许多人可能已经停止找工作（因此技术上不算失业），或者离开城市寻找其他工作机会。

他计算，在同一三年期间，农村就业人数超过历史趋势的4100多万。

另外，这4700万的数字似乎是2021年（500万）、2022年（2200万）和2023年（2000万）缺口的累积。高善文可能提到的是类似于“工时”或“人年”的概念，而不是城市就业人数。

如果一家十人公司有一名员工病假两年，损失的是两个人年的工时，但员工数只减少一人。同样，从2021年至2023年，城市工作损失了4700万人年，但到去年，城市就业人数只比趋势少2000万人。

如果这些工人找到了农村的工作，且生产率只有城市的四分之一，那么2023年对GDP的影响约为2.5%，而不是10%。

此外，通胀与产出的关系断裂，也不足以证明GDP被严重高估。

从理论上讲，当增长接近速度上限时，通胀虽然不应下降，但可能保持在低水平。而在实践中，这种关联并不总是可靠。

例如，日本央行在2013年放松政策后，产出缺口消失，但物价仍然停滞。央行归因于“通缩心态”和顽固的低价格预期。

因此，价格低迷可能反映了高善文提到的，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低预期。

高善文的演讲显然让中国官员不安。他们不希望犀利评论进一步削弱公众士气。然而，党最近承诺的宽松、积极和有力的政策表明，他们基本上同意高善文的建议。

他指出，决策者还需要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扩大政府借贷和增强金融机构来刺激经济。

分析人士或许会对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持怀疑态度，但仍然坚信，经济增长应该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