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新闻报道说，一部主要在殡仪馆和太平间取景的电影，在香港打破了票房纪录，也打破了禁忌，这不仅让演员们感到意外，也证明了香港本地电影行业虽然面临挑战，但并未一蹶不振。
香港电影业曾是亚洲影坛佼佼者，以功夫大片和犯罪经典震撼世界。然而，由于资源减少、国际竞争加剧以及政治审查趋严，这一行业长期衰退。本地电影的产量和票房表现双双下滑。
然而，电影《破·地獄》（英文名：The Last Dance）却以意想不到的剧情反转，掀起了观影热潮。于11月初上映的电影，仅用了25天就突破了1亿港元的票房，比之前的纪录40天快了许多。
截至本周二，票房已达到1.15亿港元，有望成为香港上映的华语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作品。
在中国文化中，死亡是一个敏感话题，这使得这部电影在90%人口为华人的香港成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爆款。
不过，由黄子华和许冠文主演的这部影片，揭示了仪式如何帮助人们走出悲伤。
11月底，当电影上映不到三周票房便飙升至9000万港元时，惊讶的黄子华表示，自己为“低估”观众接受“如此沉重主题”的能力而感到抱歉。
尽管香港经济低迷，国内消费疲软，加上许多购物者涌向邻近的内地城市深圳，《破·地獄》仍然取得了成功。
今年上半年，香港电影票房收入同比下降17%，总计为6.4亿港元，这也导致2024年至今已有六家电影院关闭。
1992年，香港电影（包括与内地合拍的作品）曾占据本地票房收入的高达80%。然而，随着好莱坞及其他海外电影的流行，这一比例到2015年下降至20%。
与此同时，随着合拍片趋势的加强，完全由香港制作的电影当年只占6%。
尽管如此，《破·地獄》这样的热门电影，表明香港电影行业仍具有一定的韧性。在过去两年中，香港出现了三部票房突破1亿港元的华语电影。今年的《九龙城寨之围城》展现了怀旧的旧香港中的友情，去年的《正义回廊 》则讲述了一位勇敢的律师为正义而战的故事。
这些影片显示出本地电影在逐渐复苏。尽管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等海外作品继续占据领先地位，但香港人似乎也重新找回了对本地电影的热爱。
去年，香港本地电影占总票房收入的约19%。这些影片以深刻的主题和现实的叙事手法，反映了人们在应对新冠疫情后遗症，及2019年政治抗议活动长期影响时的集体经历。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与影像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坤表示：“电影反映了观众的情感，而悲剧性电影可以帮助人们重新体验自己的痛苦，从而实现情感的宣泄。”
吴还指出：“当前的社会情绪让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人们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寻求治愈的时代。”
他提到，那段时期艺术电影也大量涌现。
在1990年代初的巅峰期后，香港电影业逐渐衰退。2003年推出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电影行业带来了潜在的机会。这项协议让香港电影可以在内地发行，为行业挽回了一部分流失的收入。
然而，这也带来了副作用。
许多导演和演员将重心转向更具盈利潜力的内地市场，导致香港本地资源流失。这种人才外流以及投资者的减少，使香港电影在与外国及内地作品的竞争中失去了优势。
2020年，北京实施《国安法》，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加剧了电影行业的悲观情绪。香港本地电影的上映数量从1990年代的高峰锐减至2022年的27部，不到高峰时期的20%。
知名香港导演杜琪峰以犯罪故事闻名，他最近对CNN表示，自己正处于“人生最低谷”。
他坦言，“我感觉我失去了灵魂，包括我自己和香港”，指的是自由和人权的流失。
资金问题也是一大挑战。凭借处女作《正义回廊》获得202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奖的何爵天感叹道：“现实是，没有大制作的预算，没有资金拍摄动作场面，也没有专业人士制作武侠片。”
政府资助已成为多数电影制作的关键，但涉及警察题材的内容十分敏感。
何爵天说：“现在很难写警察的剧本，你可能只能选择过去的故事……如果涉及政治或抗议活动，获得资金会变得困难。”
对于那些希望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工作的电影人来说，挑战更大。
周冠威曾执导过《十年》等反映在中国影响力加剧下，香港未来可能走向反乌托邦的电影。他还拍摄了关于2019年抗议活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在香港被禁。他表示：“我现在是香港电影行业的局外人。”
周的大胆风格让他成为政府的“黑名单”人物。他说：“我相信仍可以以隐晦的方式讲故事，但对于喜欢直言不讳的我来说，已经没有空间了。”
资金问题也是一大挑战。凭借处女作《正义回廊》获得202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导演奖的何爵天（37岁）感叹道：“现实是，没有大制作的预算，没有资金拍摄动作场面，也没有专业人士制作武侠片。”
政府资助已成为多数电影制作的关键，但涉及警察题材的内容十分敏感。何爵天说：“现在很难写警察的剧本，你可能只能选择过去的故事……如果涉及政治或抗议活动，获得资金会变得困难。”
对于那些希望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工作的电影人来说，挑战更大。
周冠威曾执导过《十年》等反映在中国影响力加剧下，香港未来可能走向反乌托邦的电影。他还拍摄了关于2019年抗议活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该片在香港的上映被禁。他表示：“我现在是香港电影行业的局外人。”
周的大胆风格让他成为政府的“黑名单”人物。他说：“我相信仍可以以隐晦的方式讲故事，但对于喜欢直言不讳的我来说，已经没有空间了。”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周冠威仍然靠朋友和支持者的帮助完成电影制作。但找到拍摄团队和场地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创作关于学生自杀的电影《Deadline》时，由于香港本地中学的不合作，周不得不修改剧本并转到台湾拍摄。
他说：“整个行业都被恐惧困住了，这还能算是一件积极的事吗？”
对触犯当局的担忧在电影行业的赞助商和企业中广泛存在，甚至出演他电影的演员也面临自己的过往作品中被删减场景的风险。
尽管有像《破·地獄》这样表现亮眼的电影，但整个行业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导演何爵天指出，“电影票房的表现要么非常好，要么非常差，中间地带已经消失了。”
他还说，如果一部电影失败了，可能就没有下一部的机会了。
浸会大学的吴国坤表示，这种敌对环境“提高了”编剧的要求，他们必须讲出能够打动广大观众的故事。
《破·地獄》中的一句关键台词提到，不仅死者需要“突破他们的地狱”，活着的人也需要克服自己的挣扎。这一情感对许多香港电影人而言或许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正在新限制下艰难前行，同时应对城市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