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报道了拒绝继续参战的以色列军人的情况,他们认为自己在加沙看到的情况无法接受,但是多数以色列人并不认同他们的看法。
他的排里每个人都认识被杀害的人。
26岁的尤瓦尔·格林至少认识三人。他是以色列国防军伞兵部队的预备役军医,在听到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第一消息时,立即作出了反应。
“以色列是个小国家,每个人都认识彼此,”他说。
在几天的暴力冲突中,1,200人遇害,另有251人被掳至加沙。目前仍有97名人质在加沙,其中约一半被认为仍然活着。
尤瓦尔立刻响应国家的号召,这是一个保卫以色列人的任务。他回忆起在加沙边境附近进入被摧毁的犹太社区时的恐怖场景。“你会看到……街上有尸体,汽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
当时,他对应召入伍毫不犹豫。国家正在遭受攻击,人质必须被救回。
随后战斗转移到了加沙。他见证了许多更加无法忘却的景象。比如,有一个夜晚,他看到猫在路上啃食人的遗骸。
“开始想象一下,就像是末日。你看向左边,看向右边,看到的全是被摧毁的建筑物,建筑物被火烧毁,被导弹炸毁,这就是现在的加沙。”
一年后,这位10月7日应召参战的年轻人拒绝继续参战。
尤瓦尔是公开信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这封信由超过165名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军人签署,还有少数现役士兵签署。
他们拒绝服役,或者威胁拒绝服役,除非人质被释放——这需要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在这个因历史上最严重暴力事件而备受创伤的国家里,出于良心拒绝参战的人是少数。在包括约465,000名预备役军人的军队中,他们的声音相对微弱。
另一个影响预备役军人的因素是疲劳。
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未按时报到。《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援引军事消息来源称,部队出勤率下降了15%到25%,主要原因是长时间服役带来的疲劳。
尽管出于良心拒绝服役者并未获得以色列公众支持,但有证据表明,签署拒服信的部分核心诉求,正被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所认同。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在犹太裔以色列人中,45%希望战争结束——通过停火换回人质,而43%希望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战斗以摧毁哈马斯。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民调还表明,在战争初期因10月7日创伤而笼罩全国的团结感,已被政治分歧的复苏所取代:只有26%的以色列人认为现在还有团结感,而44%认为并不存在团结。
部分原因在于,尤其是左翼政治光谱中的人们普遍感到,战争被延长是因为极右翼政党的要求,而这些政党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维持权力所需要的支持力量。
即便是前国防部长、内塔尼亚胡所属利库德党的成员尤瓦尔·加兰特,上月被总理解职,也将未能救回人质作为与内塔尼亚胡关键分歧之一。
他说:“对抛弃俘虏不会也不可能有任何赎罪。这将成为以色列社会及那些领导这条错误道路者的永久污点。”
内塔尼亚胡与加兰特一道,因涉嫌战争罪正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多次否认相关指控,并强调他对解救人质的承诺。
拒绝服役的种子
尤瓦尔拒绝服役的种子,早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就已埋下。
当时,以色列议会副议长尼西姆·瓦图里呼吁将加沙地带“从地球上抹去”。知名拉比埃利亚胡·马利谈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时表示:“如果你不杀了他们,他们就会杀了你。”
不过,这位拉比还强调,士兵应仅执行军队命令,国家法律并不允许杀害平民。
但这种言论——远不止以上两个例子,让尤瓦尔感到担忧。
“人们在谈论消灭加沙的整个平民人口,好像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学术理念……在这种氛围下,士兵们就在自己朋友被屠杀后仅一个月进入了加沙,每天听到士兵死亡的消息。士兵们会做很多事。”
在加沙的士兵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帖子,内容包括虐待囚犯、破坏财物以及嘲讽巴勒斯坦人。
还有许多例子显示士兵拿着他人财物拍照,包括女性的衣物和内衣。
尤瓦尔说:“我当时尽我所能试图对抗这种情况,但充满了非人化、复仇的氛围。”
他的个人转折点是收到一个无法服从的命令。
“他们告诉我们烧毁一栋房子。我去找指挥官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的回答无法让我信服。我不愿意在没有合理理由、没有明确的军事或其他目的情况下烧毁一栋房子。所以我拒绝了,然后离开了。”
那是他在加沙的最后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其行动“基于军事需要,并符合国际法”,像往常一样,说哈马斯“非法将其军事资产藏匿于平民区”。
出于道德的选择
三名拒服役者接受了BBC的采访。其中两人同意公布姓名,第三人要求匿名,因担心可能的后果。
他们都强调自己热爱国家,但战争的经历以及未能达成人质协议让他们做出了道德上的关键选择。
一名要求匿名的士兵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得知哈马斯袭击的消息。他回忆起最初的震惊,接着耳中嗡嗡作响。
他说:“我记得回家的路上……收音机里人们打电话进来说,我爸爸刚刚被绑架了,帮帮我。没有人帮助我。这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
他认为这是国防军存在的意义所在。这不同于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进行房屋突袭或追捕投掷石块的年轻人,“可能是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为真正的自卫而参军。”
但随着战争的推进,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不再觉得我能诚实地说,这次战役的核心是为了保障以色列人的生命安全。”
他说,这种看法源于他在战友中的所见所闻,“我试图保持共情,并说这是战争摧毁人的结果……但很难忽视这种言论的广泛性。”
他回忆,战友们甚至向指挥官炫耀自己如何“殴打无助的巴勒斯坦人”。
他还听到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对话,“人们相当平静地谈论虐待甚至谋杀的案例,仿佛这是技术细节,或者以一种冷静的态度。这显然让我感到震惊。”
这名士兵还表示,他目睹囚犯被蒙住眼睛,基本上整个拘留期间都不能移动,“而且获得的食物量令人震惊”。
第一次服役结束后,他发誓不再返回。
以色列国防军引用了一份今年5月的声明,称任何虐待被拘留者的行为都被严格禁止。
声明还表示,每天提供三餐,食物的数量和种类由合格的营养师批准。声明称,对被拘留者的捆绑仅在“安全风险需要时”进行,“每天都会检查……确保手铐没有过紧”。
联合国曾表示,有关以色列看守人员涉嫌酷刑和性暴力的报道“严重违法且令人作呕”,并称这种行为因“绝对的有罪不罚”而得以滋长。
“滋生残暴的沃土”
29岁的迈克尔·奥弗-齐夫在10月7日的袭击中失去了两位同村的朋友,其中包括莎尼·卢克。她的尸体被放在一辆皮卡车后,在加沙街头游行,成为战争中最广泛传播的图像之一。
“那是地狱,”他说。
迈克尔早已是坚定的左翼支持者,主张用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但和他的战友一样,他觉得应召预备役是正确的,“我知道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正当的,但我非常担心它可能采取的形式。”
他的工作是担任旅作战室的一名作战官,通过无人机摄像头传回的画面观察并指挥行动。有时,战争的真实场景冲击了他的感官。
“我们到加沙地区的主要指挥部某个地方取一些文件,”他回忆道。“某个时候,我们打开窗户……空气中散发的气味就像屠宰场……像市场里那种不太干净的地方。”
再次推动他采取行动的是战友间讨论中的一句话,“我听到最可怕的一句话是,有人对我说,我们在上次加沙战争(2014年)中放过的孩子,成了10月7日的恐怖分子。我敢打赌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一些例子……但绝对不是全部。”
他说,这种极端观点仅存在于少数士兵中,但大多数人对代价“只是无动于衷……所谓的‘附带伤害’,或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他还对一些人声称战争后应在加沙建犹太定居点感到失望,这是极右翼政府部长甚至内塔尼亚胡利库德党部分成员的公开目标。
数据显示,以色列国防军中来自“国家宗教”背景的军官和士兵数量正在增加。这些人支持极右翼的犹太民族主义政党,主张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定居点并进行吞并,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建国。
根据以色列公共事务中心(一个非政府智库)的研究,毕业于军事学院的这类军官比例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14年的40%。
十年前,以色列这一领域的主要权威之一、以色列民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迪凯·克雷姆尼策教授曾警告,军队正在经历所谓的“宗教化”。
他说:“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犹太人优越性和妖魔化敌人的信息,成为滋生残暴和让士兵摆脱道德约束的肥沃土壤。”
对于迈克尔·奥弗-齐夫来说,决定性时刻发生在2023年12月。
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击毙了三名以色列人质。这三名男子上身赤裸,向军队走来,其中一人手持一根绑有白布的棍子。
以色列国防军称,一名士兵感到受到威胁,开枪打死了两名人质。第三名人质受伤后又被射杀,原因是有士兵无视指挥官的停火命令。
“我记得当时心想,我们的道德腐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我还记得想,这绝对不是第一次(无辜的人被射杀)……这只是第一次我们听说这事,因为他们是人质。如果受害者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根本不会听到任何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针对预备役军人拒绝服役的情况会逐案处理,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国防军是“世界上最有道德的军队”。
对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国防军是安全的保障;在1948年帮助建立了以色列,同时也是国家的象征。所有年满18岁的犹太人(以及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少数群体)都必须服役。
对拒服者的敌意
拒服者吸引了一些敌意。一些知名政治人物,例如内阁成员、前国防军发言人米里·雷杰夫,呼吁采取行动。她说:“拒服者应该被逮捕并接受起诉。”
但政府到目前为止避免采取强硬措施。
尤瓦尔·格林认为,“军方意识到,这只会让我们的行动更受关注,所以他们试图悄悄放我们走。”
对于那些即将开始服兵役却拒绝参军的人,制裁则更加严厉。八名出于良心拒服的年轻人(不属于预备役群体),原本计划在18岁时开始服役,却因拒服而在军事监狱中服刑。
与我交谈的士兵们描述了来自前战友的愤怒、失望、痛苦,或“无线电静默”。
“我强烈反对他们(拒服者),”31岁的预备役军官萨姆·利普斯基少校说。他曾在这场战争中在加沙作战,目前驻扎在加沙以外。他指责拒服者群体“高度政治化”,专注于反对现任政府。
“我不需要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也不认同有人利用军队——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团结支持的机构,作为政治杠杆。”
利普斯基少校支持他认为是以色列主流右翼的立场,而不是由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曾因煽动种族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而被定罪)以及财政部长贝扎勒·斯莫特里奇(最近呼吁通过“自愿移民”将加沙人口减半)所代表的极右翼。
利普斯基少校承认加沙的平民苦难,并不否认死伤妇女和儿童的画面。
当我们在他位于以色列南部的家中交谈时,他的两个年幼孩子正在隔壁房间睡觉。他说:“没有办法在这些画面不出现的情况下打这场战争并推进军事行动。”
随后,他引用了以色列领导人曾经使用过的一句话:“修剪草坪时不可能没有草屑飞起来。这是无法避免的。”
和官方一样,他认为所有责任在于哈马斯,后者“随机屠杀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和士兵”。
战争的迫切需要推迟了对犹太国家未来特质的更深层次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世俗主义者(如迈克尔·奥弗-齐夫和尤瓦尔·格林)与宗教右翼(由定居点运动及其在内塔尼亚胡内阁中的支持者如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勒·斯莫特里奇代表)之间的冲突。
再加上2023年政府削弱司法权力的尝试所引发的普遍愤怒——在10月7日之前的几个月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战后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双方人群中,人们谈论以色列灵魂之争的声音并不少见。
利普斯基少校在我们见面那晚正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军事岗位,坚信自己的职责和责任。他认为,在哈马斯被击败之前不会有和平。
在我与拒服者的对话中,他们展现出坚持原则的决心。
迈克尔·奥弗-齐夫可能会离开以色列,因为他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个国家生活得快乐。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我无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也无法实现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在这里拥有的未来。这真的非常令人恐惧。”
尤瓦尔·格林正在接受医生培训,并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的和平倡导者能达成和解。
他说:“在这个冲突中,只有两个阵营,不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阵营,而是支持暴力的阵营和支持寻找更好解决方案的阵营。”
尽管许多以色列人不认同他的观点,但这不会阻止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