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著有《哨兵国家：中国独裁统治的监视与生存》，他在彭博的专栏文章中说，特朗普和盟友如马斯克，乐于将自己塑造为革政府命的人。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试图摧毁他们认为是受宠、不高效且与其议程相对立的“深层政府”的领导者。

仔细研究一下类似攻击的历史记录，或许对他们更为明智。

60年前，中国曾进行过一场类似的极端试验，结果可谓灾难性的。独裁者毛泽东将政府中的官僚，视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人天堂的障碍。他怀疑这些官僚对他不忠，并担心他们会破坏他持续革命的激进议程。

他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的行政机构发动一场凶猛的战争，这场战争最终演变为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以动员红卫兵作为运动的开端。这些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攻击政府办公室，对共产党官员进行羞辱性的“批斗会”和残酷的折磨。

许多人没有活下来。负责煤炭行业的官员在拘留期间去世。一名安全部副部长自杀。

暴力升级到如此地步，时任总理周恩来不得不将官员安置在北京中南海领导人住所内的安全区域进行保护。

然而，这种保护并未持续太久。

随着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占领了多个部委。周恩来只能依靠少数由毛泽东特赦的高级领导人来维持政府运作。

大多数躲避到中南海的官员被免职；有些被投入监狱。

铁道部、文化部和冶金部部长被监禁多年。时任商业部长姚依林则自认为幸运，在经过两年的审查后，他和他的团队被派往农场，学习收花生和修剪梨树。

1990年代因推动艰难经济改革而广受赞誉的强硬总理朱镕基，当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名工程师。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盛行的年代，他的技术专长显然无人问津。他在湖北省的一处国营农场度过了五年，期间种庄稼、养牲畜，并在公共厨房做饭。

真正的担心，当然并不是特朗普和马斯克会试图像毛一样将联邦雇员流放到爱荷华的玉米地里。教训在于，极度的傲慢、对专家的深度怀疑，以及对意识形态对手的偏执，只会导致更低下的效率，甚至带来混乱。

在毛泽东的中国，占据权力的造反派既没有技术专长，也缺乏管理大型复杂组织的行政经验，这一点与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选有些类似，比如潜在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赛斯和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图尔茜·加巴德。

因此，竞争对手之间更多的是互相争斗而非治理。他们的下属则专注于迫害前任官员和滥用新获得的权力以谋取私利，而对政策或日常行政工作毫无兴趣。

由于专注于内部敌人，政府变成了一场荒诞剧，由无知的狂热者操控全局。

毫不意外，中国经济崩溃了，仅1967年工业产量就下降了14.7%。大学关闭，科技研究停滞不前，因为教授们被派往农村“净化”政治思想。

即使到1975年国务院及其部委重新组建后，毛泽东仍继续提拔没有资质但具有意识形态狂热的追随者担任高级职位，直至1976年他去世。

一位半文盲的农民因狂热支持毛泽东荒谬的农村政策而闻名，被任命负责农业。另一位37岁的“劳动模范”被委以监管纺织业的重任。

至于文化部长的职位，毛泽东选择了一名因协助他的夫人制作“现代革命京剧”而出名的激进分子。

不用说，政府并没有因此变得更高效。

长达十年的内部清洗给官僚机构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那些在乡村待了多年的技术官僚，对各自领域的最新进展严重脱节。培训项目和按能力晋升机制的中断，造成了巨大的人才缺口。

据中共组织部统计，1980年仅有10%的行政职位官员具备胜任工作的必要技术培训。

完全修复这些损害又花了十年时间。直到1990年代，中国才建立起以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为主的行政体系，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当今行政体系的一大特点。

中国能够恢复到这样的水平，对肩负全球领导责任的美国而言，可能算不上安慰。美国或许能够勉强挺过特朗普和马斯克似乎设想的那种强制式“革命”。但是否能承受浪费数年的代价去进行这样愚蠢的试验，则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