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俄罗斯编辑阿尔卡迪·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一篇特写中详细报道了几个拒绝为普京而战的俄罗斯逃兵故事。

这栋房子是巴赫穆特为数不多仍有屋顶的建筑之一。

地板上散落着背包、步枪和脏衣服。斯捷潘希望自己能独自待在这个临时基地里，试图忽视掉其他十几名士兵的谈话声。

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洗澡或刮胡子了，衣服几乎变成了黑色，布满了汗水、血迹和泥土。

他身上长满了瘙痒的皮疹，但斯捷潘决定在这一切结束之前都不会清洗自己，他也无法想象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

从2022年8月到2023年5月，巴赫穆特成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最激烈战斗的阵地。斯捷潘刚刚在前线度过了两个地狱般的星期，好不容易才拖着自己回到基地。

现在，他又被命令返回那个“绞肉机”战场。

“我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希望，当然也失去了对任何指挥官的信任。”他说。

他走进一个漆黑的地下室，那里算是宿舍。空气闷热，弥漫着霉味。躺在床铺上，他闭上眼睛，但尽管已经几天没睡，仍无法入眠。

最终，他从床上起来，回到楼上，独自坐在桌旁，试图理清自己的思绪。

他想到了脖子上常戴的十字架，在穿过沼泽时丢失了。

第二天，他将被要求参加对乌克兰战壕的进攻。“我知道自己不会活着出来。”

斯捷潘拿起一个手榴弹引信——一个带有环的装有炸药的小管。

他走到外面的一个棚子，关上门，想象着拉开引信环会是什么感觉。

但最终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把引信放进了口袋，加入了其他准备进攻的士兵。

四轮摩托车把他们送到铁路附近的一片树林边。从那里，他们要以小组的形式直接向乌克兰阵地推进。

斯捷潘坐在一棵树下，而其他人则在前方侦察。

他盯着前方，努力让自己“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脱离现实”。

然后，他掏出引信，拉下了环。

一

我第一次见到斯捷潘，是在今年五月的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他二十出头，但因为没有胡须，看起来更年轻，眼神锐利，手指修长而纤细。

虽然天气适合穿T恤，但他穿着拉链羊毛衫。

那时，他刚从俄罗斯逃出来几天，白天他睡觉，晚上则在社交媒体上滚动浏览，反思自己经历的磨难。

他显得很紧张，不断低头看着桌子。最终，他点了一杯甜酒。

“不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他说。

斯捷潘是超过1000名从俄军中叛逃的士兵之一，他们都得到了一个名为“Idite Lesom”（字面意思是“穿越森林”，但在口语中意为“走开”）的志愿组织的帮助。

这个组织还帮助了数万名俄罗斯人逃避征兵，按这个组织的说法，从2023年1月到2024年1月，潜在叛逃者的请求数量增加了十倍。

三分之二的叛逃者已经离开了俄罗斯，主要前往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允许俄罗斯人无需护照入境。

其余的则藏身于俄罗斯境内。大多数西方国家对这些叛逃者提供的帮助很少。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统计到底有多少俄罗斯叛逃士兵，但显然不断在增加。

2024年前七个月，俄罗斯军队对5200名擅离职守的士兵提起诉讼，已超过了整个2023年的总数。

许多此类案件最终以缓刑告终，目的是将被告送回前线。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人数约为54万人，叛逃率约为2.5%，与二战期间德国军队的叛逃率相同。

在乌克兰一方，据称约有10万人逃离了战场，叛逃和未经授权离开的比例可能高达10%。

最近一次前往俄罗斯的旅行中，我遇到了两名从前线逃跑的俄罗斯士兵，他们所在的700人旅一半以上都逃跑了。这两个人都不愿成为炮灰。

“我不是猫，没有九条命，我只有一条命。”其中一人告诉我。

现在，”Idite Lesom”也开始收到来自乌克兰士兵和逃避征兵者的求助请求，但他们基于原则拒绝了这些请求。

“Idite Lesom”的创始人格里戈里·斯维尔德林解释说，他们的志愿者并非和平主义者，而是抵抗普京战争的一部分。

大多数俄罗斯叛逃者既不是良心拒服兵役者，也不是坚定的反对派。

他们是普通人，信任政府，并接受命令，因为他们一直如此行事。

斯维尔德林认为，这些士兵值得他的帮助，即使他们的逃离战场的愿望并非出于良心驱使：“重要的是这些叛逃者不再想参与这场战争，而不是他们是如何卷入其中的。”

我与几位叛逃者交谈时发现，他们往往有三个共同点：与死亡擦肩而过、一种几乎神秘的被拯救感，以及强烈的求生欲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普京将战争视为俄罗斯的民族命运，培育了一种死亡崇拜，将勇敢等同于对生命的漠视。

在极权政权下，对死亡的恐惧超越了自我保护的本能，成为重新肯定人性的表现。

20世纪德国历史专家奥尔加·费佳尼娜指出：“对国家的恐惧可以使人麻痹，而对死亡的恐惧则能让他们摆脱这种麻痹，激发他们的勇气去行动。”

在俄罗斯近代史上，战争并不总是被如此美化。

牛津大学社会学家叶琳娜·拉切娃，解释了1980年代的苏联阿富汗战争和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第一次车臣战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决定。

大多数俄罗斯士兵是被征召入伍的，他们在国内被视为政治的受害者，而不是英雄。

普京上台后，改变了这种叙事。

他将阿富汗和车臣的耻辱，重塑为1941-45年伟大卫国战争（即二战）光辉历史的延续。他控制了媒体对1999年至200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的报道，确保在公众心中成为一部英雄史诗。

2020年，俄罗斯伞兵在车臣战场上神话的最后一战被隆重纪念，举行了盛大的军事节庆活动。

这场活动包括一部音乐剧，演员们身着军装，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伴奏下起舞，时不时向天花板开火。

同年，莫斯科还落成了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武装力量大教堂。这座拜占庭风格的建筑采用卡其色石材，地板由熔化的德国坦克制成。穹顶上装饰着马赛克和彩色玻璃，纪念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包括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

普京利用了俄罗斯民族对轻视生命作为美德的倾向。

他最近说道：“我认为，只有我们这个民族能想到那句著名的话，‘有旁人在看时，死亡是美丽的’。怎么会这样呢？死亡不是可怕的吗？但不，似乎如果为了人民，死亡可能是美丽的。为了朋友、人民或祖国而死……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但这无疑是我们的特质。”

二

2022年初，斯捷潘21岁，在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当机械师。

诺里尔斯克镍业是俄罗斯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位于北极圈以北300公里处，曾是古拉格劳改营的所在地。气候极为寒冷，空气充满毒素。

当风刮起时，斯捷潘的喉咙会发痒，嘴里能尝到硫磺的味道。

斯捷潘并不打算长期在那里工作，最终想搬回巴什基里亚——这是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地区，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后来他的家人搬到了诺里尔斯克。

再过四个月，他就可以获得房屋贷款，梦想着找到合适的女人，组建自己的家庭。

也许他还会去捷克学习工程学。政治并没有占据他的思绪。

“我只想一切都正常，普京对年轻人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他遵守规则，像对待天气一样接受现有秩序。

然而，2022年2月，普京在乌克兰发动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斯捷潘当时认为这场行动只会持续几天，因为俄罗斯军队已经逼近基辅。

普京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乌克兰的抵抗比预期更为顽强，俄罗斯被迫从基辅和哈尔科夫撤退。

那年9月，普京宣布了二战以来的首次部分动员，因为意识到这场战斗将成为一场消耗战。像俄罗斯的大多数大型企业一样，诺里尔斯克镍业名义上是私营公司，但实际上由忠于普京的寡头控制。

公司被迫向军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员工，正如18、19世纪的地主为沙皇的战争提供农奴一样。

斯捷潘不幸的是他的姓氏以A开头：“他们可能只是挑了一堆靠前的档案。”

当地军事征兵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亲自把动员令送到他家门口。工厂的领班陪同前来，握了握斯捷潘的手说：“这就是生活。”

斯捷潘现在成了“动员兵”，这是一个用来形容数十万被当作炮灰使用的俄罗斯士兵的贬义词。

这些人中大多数并非积极自愿参战，但也没有强烈反抗。

“我一直被教导要随波逐流，不要冒头。”斯捷潘说。

三

这种态度在俄罗斯文化中延续了几个世纪。

1893年，列夫·托尔斯泰在前往庄园的路上，看到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这些士兵“大多是好人，善良，甚至心地柔软”，但他们却心甘情愿地去镇压离几英里外那些挨饿的农民的暴动。

他在《天国在你心中》这本关于非暴力的著作中问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让他们相信现有秩序是永恒不变的，并且他们必须维护它？”

托尔斯泰得出的结论是，对国家的恐惧迫使人们参军，而军队的力量维持了国家的强制力。

托尔斯泰的观察在今天依然适用。

“我当时更害怕坐牢，而不是参战，因为我想不出有什么比坐牢更可怕的。”斯捷潘说。

民调显示，人们对来自国家的暴力的恐惧超过了对贫困、疾病，甚至死亡本身的恐惧。

战争和死亡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项商业活动。

被动员的士兵每月可以获得20万卢布的薪水，约为平均工资的三倍。自愿参军的人则能拿到更多，签约奖金约为5000美元——比年初增长了40%，而在某些地区，这个数字甚至高达3万美元。

军队不仅提供现金，还提供地位、债务豁免、税收减免、儿童保育以及免除刑事起诉的待遇。

对于许多人来说，失去儿子或父亲不仅带来了一笔巨额财富，还带来了荣誉：阵亡士兵的家属最高可获得1500万卢布（约15万美元）的赔偿金。

俄罗斯目前将GDP的1.5%用于士兵及其家属，尽管签约奖金的迅速增长表明普京的志愿兵源正在枯竭。

然而，数以万计的俄罗斯男性已经将战争视为一份虽然艰苦但报酬丰厚的工作，类似于在偏远的油田或矿山工作。

四

斯捷潘收到动员令的第二天早上，在集合点一名军官告诉他，他是去“保卫祖国”的。

斯捷潘和他的家人知道这是假话，但仍然配合，花了一整天采购军队不会提供的必需品：靴子、保暖衣物、睡垫、简易手机、止痛药和背包。

第二天，斯捷潘的父亲送他去出发，他的母亲则留在家中，“对她来说实在太难承受了”。

爱国音乐从扬声器中响起，年轻人们被装上巴士，送往诺里尔斯克机场。没有人告诉他们要去哪里；新兵们也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必要问。

他们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进行训练，抵达后被丢在一个机库外，等待分配到各自的部队。

他们露天扎营，点火取暖。斯捷潘曾在18岁时服过一年的强制兵役，他发现这次训练极其基础：偶尔跑步，急救课程，以及如何拆解和重新组装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培训。

这些训练主要是为了电视摄制组的拍摄效果，展示那些“日夜”兴奋准备的预备役士兵，给人一种他们吃得好、装备齐全的印象。

所有新兵都被发了一本简版圣经和一本充满爱国主义宣传的小册子，宣称俄罗斯士兵是在“正义一方作战……对抗乌克兰民族主义和世界撒旦主义。”

结尾还引用了普京的一句话：“我们将作为殉道者升天，而他们像畜生一样死去。”

斯捷潘告诉我，他对此感到厌恶，“我不知道这些宣传是给谁看的……白痴吗？”

斯捷潘被分配到驻扎在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新卡霍夫卡的第83空降突击旅，这座城市从战争开始以来就被俄军占领。

抵达后不久，他在网上搜索了自己所属的部队，发现曾在这支部队服役的士兵在基辅郊区的布查屠杀了数十名平民，并在马里乌波尔参与了暴行。

一些战友炫耀自己的残暴，以此证明自己的“强硬”。

其中一人告诉斯捷潘，他曾在马里乌波尔杀害了孩子，担心他们会扔手榴弹或开枪攻击他。

回忆起这次对话时，斯捷潘难以开口。

“我记不清具体细节了，”他说，目光躲闪。

斯捷潘试图找一些“正常”的士兵与他一起巡逻。他驻守在新卡霍夫卡以东10公里的小村庄雷斯克（意为“天堂”），没有遇到当地人的抵抗，反对俄罗斯占领的人早已逃离。

他住的房子里有一个喝醉的士兵，吹嘘自己强奸了街对面的一个女人（那名女子报了警，之后那个士兵就消失了）。

斯捷潘感到自己错过了摆脱这可怕局面的机会，无法找到出路：“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新年前夜，斯捷潘被派往埃涅尔戈达尔，那里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任务是防御乌克兰的进攻。士兵们被安置在地下深处的掩体中，伪装成核电站工人，企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员面前蒙混过关。

这些检查员是被俄罗斯允许进入以确保电站安全的。

“那是一个荒诞的场景，”他说。“有些人拿着机枪，穿着白色睡衣和头盔。”

在埃涅尔戈达尔，斯捷潘被指派负责修理一辆被俘获的装甲车，但他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内心充满了失败的恐惧。

他说，从心理上讲，这是他参战以来最艰难的几个月之一，“那时我还不知道死亡的恐惧，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近距离接触过它。”

但他知道，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有一天，他的指挥官给他剃了头，并说道：“我们要把你变成一台杀戮机器。”

五

有些叛逃者是被战争的恐怖所震撼，另一些人则被战争的荒谬所打击。

俄罗斯国家压榨了许多人，但也滋生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让有头脑的人可以躲避它的掌控。

维克托是一名33岁的汽车修理工，来自俄罗斯远东的港口城市马加丹，长得英俊、精明。

在莫斯科遥远的恶劣环境中生活多年，他学会了依靠自己的本事生存。

他在征召文件上写下了反对参军的抗议，但告诉自己，如果需要，总能设法逃避这些责任，“我想，如果他们把我送到后方——正如他们承诺的那样——我就会偷懒。如果他们把我送到前线，我就会逃跑。”

事实上，他的任务是操作坦克，但他得等上一个多月，直到有坦克可用。

2022年12月，第一批T-80坦克到达，这些坦克设计于1960年代，建造于1980年代，早已在坦克坟场里生锈不堪。

这些坦克远未做好战斗准备，尽管有炮塔、大炮和履带，但没有通信系统，也没有瞄准器。

更重要的是，十辆坦克中只有两辆发动机能正常运转。

坦克被运到马里乌波尔北部的村庄雷斯普布里卡，维克托在那里花了几个星期修理它们。

这不是前线任务，但依然危险。在维克托到达前不久，两名机械师在一门生锈的大炮内发生炮弹爆炸时受了重伤。

维克托第一次测试坦克是否能开火时，他把一根绳子绑在扳机上，从外面小心翼翼地拉动。

坦克修好后，他和两个战友被部署到扎波罗热地区的费迪里夫卡村。

他们没有参战，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但战争仿佛找上了他们。有一次，一名出奇友好的当地人提出送他们去当地市场。

维克托回忆道：“他不停地问问题，还说他全心全意支持俄罗斯。”

那天晚上，维克托所在街道的几所房屋遭到迫击炮袭击。维克托和他的队友藏在外面的掩护所里，但一轮原本瞄准他们的炮击击中了当地一对夫妇的房子，炸断了那个男人的一只胳膊。

“我们把他放进坦克，送到医院。”维克托说。

那名“热心”的当地人显然将他们的位置情报传给了乌克兰军队。第二天早上，维克托和他的队友向俄罗斯安全部门报告了这名告密者，他被逮捕，从此再也没人见过他。

经过这次事件，维克托和他的朋友们买了一辆二手拉达车以备不时之需。

维克托对他遇到的乌克兰战俘没有敌意，也不认为他们是敌人（实际上，维克托的外祖父是乌克兰人，战前他经常去附近探望亲戚）。

“我自己的国家对我造成的伤害比这些乌克兰人更多。我为什么要恨他们？”他说。

2023年冬天，维克托的坦克旅被命令炮轰一个由乌克兰军队控制的村庄。维克托开车向前线驶去。但他见过平民遭受不精准炮击的后果，不打算杀害这些与自己无怨无仇的人。

于是，他抬高了炮管，取下了引爆器，向空中发射炮弹。在浪费掉所有弹药后，他决定破坏坦克，“我拆下了油泵上的螺栓，放干了油，并破坏了变速箱。”

当坦克最终慢吞吞地返回费迪里夫卡时，已经变成了一堆废铁。

斯捷潘似乎成功逃过了自己破坏坦克的行为，实际上这让他的境况变得轻松了许多。

没有坦克后，维克托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负责修理车辆。12月，他回到马加丹度过了两周的假期，考虑是否应该趁机擅离职守，但最害怕的还是进监狱。

他以为自己会回到后方继续当机械师的安全工作。然而，2023年2月，他被告知将被调往突击部队。

六

到2023年春末，经过持续七个多月的战斗并牺牲了2万名士兵后，俄罗斯终于攻下了巴赫穆特。

这次进攻由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主导，战后责任转交给了俄罗斯军队。

斯捷潘的旅从相对平静的扎波罗热被调往巴赫穆特，替换雇佣兵。

他们被安置在巴赫穆特边缘的一座小房子里。当天晚上，一名军官通知他们，第二天早晨将向乌克兰军队发起攻击。

“他们告诉我们不要喝酒，但每个人都在喝，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斯捷潘说。“我们甚至找到一个旧烤架，还烤了些肉。”

为了让士兵们进入战斗状态，他们的中士给他们看了一部下载在手机上的纪录片《炼狱》，这是一部关于俄罗斯车臣战争的令人作呕的影片。

他们的任务是以5到10人的小队穿越前线，与乌克兰守军发生短兵相接。

大多数士兵在与敌人交战前就会被杀。那些能够交战的士兵也必须战斗至死，然后再派出另一波士兵，直到乌克兰军队被赶走。

斯捷潘只能看到一块写着“巴赫穆特”的路牌。路牌之外，是一片燃烧的废墟，“烟雾太浓了，几乎看不见——而且从未散去。”

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的味道。当他们在树林边被放下时，天色已暗。前一晚还显得遥远的炮火现在就在附近，似乎正瞄准他们。

无人机在头顶盘旋，集束炸弹在他们周围爆炸。

他们的小队躲在唯一能看到的仍然矗立的建筑的地下室里，弹药箱当作床铺。

第二天晚上，他们接到命令，冲向乌克兰的战壕并清理干净。

指挥官选择了第一组士兵。

“他看了看我，但决定把我留下。”斯捷潘说，“他可能对我心生怜悯，或许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斯捷潘回忆起这一刻时，不由自主地用手敲打着膝盖，他吸电子烟的频率加大了，也吸得更猛了。

“第一组突击队出发了，晚上他们通过无线电报告说火力太猛了，决定第二天继续前进。”部队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

第二组被派去补给第一组，也同样没有回来。

有一次，先遣队的一名士兵冲进地下室，“他因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眼球几乎从眼眶里突出来”。

三天后，地下室里只剩下包括斯捷潘在内的五名士兵。建筑物遭到了炮击，弹片穿透了屋顶。乌克兰军队显然已经确定了他们的基地。

军官发放了镇静剂以平复士兵们的情绪。但真正的恐惧是在炮击停止时到来的——这意味着地下室即将被突袭。

指挥官决定在突袭前将所有人撤出。

他们转移到另一处房子里，斯捷潘被告知轮到他们小组去攻击乌克兰的战壕了，“我们的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每个人都在恐慌，拒绝出战。”

一名高级军官——由一名军事检察官陪同——告诉他们，当然，他们可以拒绝再次参加进攻。但这意味着他们将被送到“风暴-Z”部队，这是一支由罪犯组成的惩罚营，被迫通过踏过雷区来清理地雷。

当显然没有人愿意选择这个选项时，指挥官们组织了一场宣誓仪式。

“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掩体，给我们每人一张纸，打开摄像机，命令我们大声读出誓言并签字。”斯捷潘回忆道。

誓言的内容是：“我，鄙视软弱和恐惧，承诺永不退缩，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斯捷潘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深渊，“我感到完全无助，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

七

然而，斯捷潘并没有被立即送上前线送死。最后一刻，一名高级军官决定，强行把这些不服从命令的士兵送回前线毫无意义。

于是，斯捷潘被送到乌克兰被占领的卢甘斯克省，在那里接受瓦格纳集团雇佣兵的训练。

那里的条件几乎和前线一样糟糕。

动员的士兵们每天在炽热的高温下被迫跑10公里，后面还有无人机追逐，丢下实弹集束手榴弹。

其中一名士兵在踩到地雷时双腿被炸飞。士兵们在露天睡觉，遇到下雨时浑身湿透。

一周的训练后，斯捷潘的连队得到了新兵的补充——其中一些人年仅19岁，然后他们被再次送回巴赫穆特。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两周，”斯捷潘说。

连队躲在一座破房子的地下室里。大约60米远处有一座砖砌废墟，作为观察哨和射击阵地。士兵们轮流守在那里，但有时火力过于精准和猛烈，以至于他们几天无法换岗。

有一次，斯捷潘已经结识的战友沃洛佳跑回地下室，准备和他换岗。

当他走到楼梯顶端打开铁门时，一枚迫击炮弹在他旁边落下。墙上的一块砖被炸飞，砸在沃洛佳身上，把他从楼梯上打翻下来。

当他摔在地上时，腹部的肠子流了出来。

“我们当时都愣住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斯捷潘说。“我们被告知，如果遇到这种伤口，不要去碰任何器官，但他自己设法转了个身，肠子竟然回到了体内。我抓住机会开始给他包扎。”

斯捷潘给沃洛佳注射了强效麻醉药普罗美多尔，并呼叫医护人员进行撤离。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他们的止痛药也用完了。沃洛佳一直要水喝，但斯捷潘只能给他喝水壶里一些发霉的水，每次用盖子让他小口啜饮。

每隔几分钟，斯捷潘就点上一支烟。八个小时后，撤离队终于到达附近，斯捷潘帮忙用一副简易担架将沃洛佳抬出地下室。

受伤的沃洛佳脸色苍白，浑身冰冷，神志不清。

斯捷潘终于需要去射击阵地了。当他抵达那个被炮弹轰炸过的建筑时，发现指挥官和另外三名士兵已经在那被杀或受伤了。

不久后，他的弹药也用光了。斯捷潘和排里的其他人返回房子，蜷缩在地下室里。无线电的电池也耗尽了。

“我认定一切可能已经结束了。我们失去了通讯，不知道前方和后方是谁。”在混乱中，他出奇地平静。他抽着烟，想着自己是会被俘虏，还是被一枚扔进门的手榴弹炸死。“我没有任何念头，觉得已经准备好安静地去另一个世界。”

他们整夜等待着乌克兰军队的进攻，但进攻并没有来。

第二天，斯捷潘和剩下的士兵决定自行撤退。他们避开道路，穿过灌木丛，直到来到一个沼泽。他们等到下雨，云层遮住了无人机的视线，才开始穿越。沼泽散发着恶臭。

由于武器和弹药的重量，斯捷潘几乎被淹没。

最终，他回到前线后的医院，得知朋友沃洛佳已经牺牲了。

医生检查了斯捷潘，发现他没有受伤，就将他重新送回部队。斯捷潘和他的排再次被派往巴赫穆特，住进了少数几座仍有屋顶的房子里。政治委员开玩笑说，如果他们想避免战斗，就得把胳膊弄断。

斯捷潘思考着这是否只是个玩笑时，注意到了那个手榴弹引信。

当天晚些时候，政治委员带来了能量棒和干净的袜子，以鼓励士兵们。当斯捷潘坐在树下，往枪里装弹时，他决定这次不会再冒生命危险了。他一边焦虑地抽着烟，一边抚摸着口袋里的引信。

当他接到命令前进时，斯捷潘掏出引信，拉下了环。

引信有两秒的延迟。斯捷潘把湿透的手掌按在树上，“以引导爆炸的力量”。

他感觉到热量升腾，闻到了自己皮肤燃烧的味道。士兵们听到一声巨响，转身看到斯捷潘的手成了一个流血的断肢。

斯捷潘没有喊叫，震惊中他感觉不到疼痛。没有人去找他的拇指。

士兵们显然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没有问任何问题；他们只是给他注射了止痛药，包扎了他的伤口，并呼叫了撤离。

他被送回巴赫穆特的医院，这次有了明显的伤口，随后转院到位于乌克兰东南的俄罗斯城市罗斯托夫。

他的母亲来看望他，“她哭了，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站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什么都感觉不到——自从我决定拉下那个环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他感受到的是强烈的身体疼痛，但当他飞回诺里尔斯克时，情感上的麻木感依旧没有消退，“我以为回家会让我感到开心，但似乎每个人都成了陌生人。我没有任何共鸣，也没有与任何人产生联系——我只是试图模仿有情感的样子。”

短暂的休假结束后，他回到了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军事基地，希望能退役。但他被告知，伤势不够严重，不行。

两周后，他将被再次派往乌克兰。

正是在那时，斯捷潘决定叛逃。

八

斯捷潘制定了逃亡计划，买了一张飞往巴什基里亚的机票，这是他的家乡，并把手机扔进了垃圾桶。

“我只想尽可能远离军营。”他买了一部二手手机和一张新的SIM卡，用假社交媒体账号给诺里尔斯克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通知父母不要找他。

接下来的两个月，斯捷潘一直躲藏在巴什基里亚。

他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子，“我对她并不是完全无感，”他说，并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她。她以自己的名义为斯捷潘租了一间房。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通过YouTube观看反战视频，就是这样他了解到“Idite Lesom”组织的。

当天，斯捷潘联系了这个组织，本以为希望渺茫，没想到他们几乎立即回复了他，并在确认身份后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需要钱来逃亡，但当他在ATM机上使用银行卡时，政府发现了他的位置。

他在诺里尔斯克的朋友告诉他，官员们正在找他，要求他的亲戚和熟人把他带回去，以便让他在战场上“赎罪”。

斯捷潘不得不迅速行动。在“Idite Lesom”的建议下，他买了一张前往俄罗斯边境城市的火车票，城市毗邻一个允许俄罗斯公民无需护照入境的前苏联共和国，（这些地名需要保密）。

“Idite Lesom”告诉他，出了国后暂时不要预订酒店，所以他在雨中睡在长椅上。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机场，用现金买了一张飞往埃里温的机票。

直到斯捷潘走下飞机，经过边境检查，他才感到一丝解脱。

他坐上出租车，要求司机带他去最近的酒店。极度疲惫的他进入了深沉的睡眠。24小时后，他醒来时饥肠辘辘，出去买了个烤肉串。

九

维克托的叛逃则没有那么血腥。

他和两名战友只是拒绝加入突击旅，说宁愿坐牢。他们被扔进了一个五米深的L形坑中，等待逮捕和审判。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决定叛逃，不想冒险面对俄罗斯的监狱，“我们只是互相勉励，我们赶紧滚吧。”

天黑后凭借意志力，维克托和他的两名战友抓住树根并在泥地里挖出支点，爬出了坑。

走了两个小时的夜路后，维克托找到了他藏在树林里的车。

几个人换上便装，清洗掉车上的泥土，撕掉了军用标志。

他们到达马里乌波尔后，徒步穿越边境进入俄罗斯。维克托随后乘火车前往马加丹，想见他的女友。她当场和他分手了。

“她并不是因为爱国情结，而是不想惹麻烦，”维克托说。

她甚至不让他住下。一位熟人帮他在城外租了房子，但军队开始找他。

于是，他飞往莫斯科，在“Idite Lesom”的帮助下，离开了俄罗斯。

“我感觉自己被咀嚼了一番，然后被吐了出来，”他说。

几个月后，维克托辗转来到德国，在那里他自首并寻求政治庇护，最终被安置在埃尔万根的一个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提供了避难所。

维克托和乌克兰的逃兵住在一起。

“我们相处得很好，”他说。

德国历史上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更早开始应对叛逃问题。二战期间，约40万名士兵叛逃德军。直到本世纪初，这些士兵才被洗清叛国罪。此后，德国各地竖起了无名叛逃者的纪念碑。

其中一位著名的叛逃者是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一位小说家，他在1944年意大利中部与盟军作战时逃亡。

在他的回忆录《自由的樱桃》中，他写道，自己叛逃的决心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死亡，更是一种对漠视他生命的极权体制的反抗。

“在某个时刻，我选择了赋予我的生命意义的行为，从那时起，这个行为就成为我存在的核心。”他穿过山谷和麦田，离开了屠杀现场，摘下了“味道新鲜酸涩”的野樱桃。

斯捷潘的逃亡则没有那么田园诗般。

在焦虑地等待离开俄罗斯的日子里，他在脑海中构思了一篇如果被捕后要在法庭上说的讲话。虽然他的语言不像安德施那样华丽，但情感是相同的。

“当我弄断手指时，我感到非常自豪。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反抗这个体制。我决定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依赖国家的任何保证，因为这一切看起来都如此愚蠢。我的意思是，怎么能为了一无所获而死呢？为一个我完全不支持的抽象理念去死？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如果我必须死，至少我想要以正确的方式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