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文章认为，中国这个经济巨人正面临着同样巨大的信任危机，准确信息日益匮乏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就在中国努力应对房地产崩盘的同时，服务业在8月份出现放缓。消费者已经受够了，跨国公司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从中国撤资，外国观察家也在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种悲观情绪，反映了从一直无法建好的房屋到坏账等实际问题。但也反映出人们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信息越来越不信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在篡改数据，掩盖敏感事实，有时还会开出不切实际的经济处方。

这种不信任会自我强化：经济越脆弱，被掩盖的知识就越多，人们的神经就越紧张。这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的信心问题。如果中国放弃数十年来部分开放信息流通的政策，那么将更难实现围绕新兴产业调整经济结构的宏伟目标。

与苏联一样，中国也有可能成为专制统治不仅不自由而且效率低下的反面典型。

习近平主席加强审查制度是众所周知的。

社交媒体账户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官员对外界人士的公开不同意见更加警惕。学者担心自己受到监视，而商人则不敢停止喊共产党的口号。

鲜为人知的是，技术数据也在同时消失，特别是对党来说尴尬或令人难堪的数据。青年失业是一个大问题，但相关数据却被“改进和优化”了，从而降低了失业率。

国际收支统计变得模糊不清，连美国财政部都感到困惑。8月19日，证券交易所停止发布外国投资流入量减少的每日数据。

随着经济仪表板变暗，私营部门发现做出正确决策越来越难。官员们可能也是如此。

要理解这种转变的意义，可以回顾20世纪中期。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极权主义，卡尔·波普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成功是相辅相成的：权力和信息的分散可以防止暴政，并让数百万公司和消费者做出更好的决策，过上更好的生活。

苏联的解体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维持政治统治，统治者无情地控制信息。但这需要残酷的镇压，使经济缺乏价格信号，并制造了一个谎言的体系。

最终，连苏联领导层都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

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变得更加开放，领导人希望保持控制，同时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多年来，他们允许商业、经济和科学方面的技术信息更加自由地流动。想想那些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或者科学家与国外团体分享新研究。

技术似乎为审查大众意见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互联网受到严密监控，但并未被禁止。

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加倍努力了解情况。几十年来运行着一个名为内参的系统，记者和官员在其中编写私人报告。例如，在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领导层不断收到最新情况。

技术乌托邦党的忠实拥护者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改善这一系统，为最高领导人创造一个高科技的全方位监视系统，从而实现苏联人未能实现的开明中央计划。

这种对部分开放、高效中国的愿景，现在正在受到质疑。在恐惧文化日益蔓延、国家安全凌驾于经济之上的决心下，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自己无法或不愿限制对信息流动的干预范围。

中国大型银行的货币政策文件和年度报告，现在都引用了习近平思想。外国管理顾问被当作间谍对待，尽管中国日益复杂的经济需要更流畅、更复杂的决策。

一个明显的结果是个人自由受到限制。中国部分开放政策的逆转，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压制性的地区。许多中国人仍然持有自由主义观点，喜欢辩论，但只限于私下聚会。他们不会立即对党构成威胁。

信息真空带来的其他影响，则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随着价格信号的减弱，资本配置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随着劳动力的萎缩，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生产力来促进增长。

这需要合理利用资源。中国需要从廉价信贷和建筑业转向创新产业和消费者供应。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支出大量涌入电动汽车、半导体等行业。

然而，如果投资是基于对需求和供应的错误计算，或者如果补贴和利润数据被隐藏，那么成功转型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中国的崇拜者们可能会反驳说，中国的主要决策者仍然掌握着引导经济所需的良好信息。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习近平先生看到的是哪些数据和报告。

此外，随着公共讨论被清空，私人信息的流动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扭曲，更难以受到审查。没有人敢指出习近平先生的政策正在失败。

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恐怖之后，自由派思想家们认识到，自由流动的信息可以改善决策，减少重大失误的可能性，并使社会更容易发展。

但是，当信息受到压制时，就会成为权力和腐败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扭曲和低效率会加剧。

中国拥有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一个充分知情的公民、私营部门和政府，才会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