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说，尽管受到严厉打压，但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仍然吸引了大量追随者。

走进北京西北部的万圣书园书店，仿佛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与国营书店门口排列着习近平讲话集截然不同，这里的书架上摆满了自由思想家的作品：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著作。

书店创始人刘苏里曾因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而入狱20个月。他认为，如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多，市场潜力比当年天安门事件前更大。

这一观点与另一种更显著的趋势——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产生了冲突。在网上的公共论坛上，很难看到自由主义的声音。互联网充斥着憎恨西方的声音，他们对那些敢于挑战的人进行攻击。

得益于习近平对自由主义者的不懈打压，民族主义者拥有广阔的空间。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似乎单调乏味，被习近平领导下重新振兴的共产党吸干了活力。

然而，自由主义出乎意料地顽强。

正如刘苏里所相信的，自由主义以微妙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支持者。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派在扩散。相反，习近平的打压使得那些持续公开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人，几乎不可能保持自由。在高科技监控和庞大的国内安全机构的帮助下，党显得牢牢掌控局势，难以想象另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发生。

但自由主义者不一定是异见人士（他们也不一定是左倾的，这个标签常被误解），他们甚至可能支持共产党，认为党的崩溃将导致混乱。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和经济自由，支持个人权利，即使这些权利与政府的意愿相冲突。

他们钦佩西方民主国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即使他们也看到西方运作中的缺陷。虽然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异议，但可以成为异议的源泉。

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如此专注于打击它。今年8月31日，随着新学年的开始，中共中央的主要理论刊物《求是》重刊了习近平2018年的一篇讲话。在讲话中，他警告西方一直在努力通过“颜色革命”来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争夺青年人的斗争是一场长期而严峻的战斗，”

习近平说。“我们不能输，也绝不允许输。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国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见解。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斯科特·肯尼迪和伊拉里亚·马佐科在2022年写道，中国公民的观点“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多样化和自由化”。

他们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詹妮弗·潘和徐亦青收集的多年来的数据：“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个支持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沉默多数。”

在去年对类似研究的评论中，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赵成敏指出，虽然大多数中国公民欢迎党的统治所带来的稳定，“但他们对民主规范和价值观的支持也在逐步增加。”

一些研究人员则持不同意见。

堪萨斯大学的约翰·詹姆斯·肯尼迪，在今年出版的多作者著作《中国第一：崛起大国的新兴价值观》中写道，2018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这是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系列调查中的最新一项，表明中国在诸如同性恋权利、性别平等和对权威的尊重等问题上出现了“更加保守的趋势”。

然而，自201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疫情的头两年，党明显获得了大量支持，因为中国成功遏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而西方国家则在抗疫中举步维艰。中国的宣传部门利用这一点，大肆嘲笑西方民主的软弱。

许多中国人似乎同意政府的说法。然而，到了2022年，情绪似乎发生了变化。习近平在面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清零”政策，这引发了数百万被迫居家隔离的人的愤怒。

自习近平十年前上台以来，首次爆发了跨城市的抗议活动。去年11月的抗议规模虽小，但勇敢。抗议者要求结束封锁，并表达了政治不满。他们批评审查制度，高举空白纸张以示抗议。一些人呼吁推翻习近平和共产党。

尽管时间短暂，自由主义的泉源也涌动起来。

这些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活动，倒说明习近平担心异议并非没有道理。随后几周，警方展开行动，追踪参与者，警告许多人，并拘留了数十人。

在这种恐惧的气氛中，少有自由主义者敢于发声。然而，与中国几座城市的年轻城市居民的交谈表明，白纸革命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此外，中国突然混乱地退出清零政策——据估计，这一政策导致100多万人死亡，主要是老年人，让一些支持习近平威权主义的人清醒过来。

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愤世嫉俗情绪似乎更加普遍。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有很多人希望立即结束一党制，但人们的悲观情绪显而易见。经济的疲软表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

在北京，刘苏里的书店实属罕见。或许当局认为关闭只会激怒许多人，而起不到什么效果。毕竟，店里畅销的以赛亚·伯林、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可以在网上和图书馆中找到。

但是，看看年轻人前往中国较为宽松的城市或移民国外的趋势，就能感受到一种自由主义的渴望。

“我认为疫情限制让许多中国人有了这样的想法：移民到其他国家，”刚刚在北京完成硕士学位的张锦平（化名）说道。“我们可以看到领导层并没有倾听人民的声音。”

挖掘真相

对于张女士来说，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当时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席卷了香港。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者愤怒的攻击香港示威者。中国共产党将他们描绘成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分裂分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接受了这一观点，因为互联网审查阻止了其他声音的传播。但张女士突破了“网络长城”，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她表示，自己对政府的信任从100%下降到80%。

“清零”政策的最后几个月让她变得更加怀疑，“我想说中国人民想了解了中国的领导层非常难”，她对党的信心现在“非常低”。

成都，是许多想要逃离首都压抑气氛的自由思想的年轻中国人的热门目的地。这里并不是异议的乐土，公开批评党的人仍然会受到警方的打压。但这里有稍微多一点的自由——在咖啡馆和地下音乐的亚文化中；以及在一种由温和的亚热带气候所滋养的悠闲生活方式中，这与北京的极端气候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里有几家面向自由思想者的书店。其中一个书架上摆放着多本翻译作品。第一本是阿尔贝·加缪1947年出版的《鼠疫》，描述了一座被疾病肆虐的城市，这似乎和清零政策的恐怖相符，另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

在成都，加入名为“沙龙”的小型聚会并不难，在这些聚会上，人们讨论书籍和时事——尽管如一位沙龙爱好者所指出的，他们不会讨论任何特别与“老大”有关的话题（即使在成都，公开批评习近平的人也寥寥无几）。

组织者说，这类活动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一次聚会上，约有三十多人聚集在一个明亮的展览空间中，他们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彼此之间大多不认识。他们是被一个通过微信（中国严格监控的WhatsApp的等效平台）传播的公告吸引来的，讨论的议题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超出了自卫的范围”。

讨论气氛平静，远远不同于官方媒体和网络上将暴力描绘为美国干涉产物的浪潮，而忽略了哈马斯的暴行，双方都没有被宣布为胜者。正如一位组织者所强调的，这是有序讨论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一位参与者说，“能有这个发言的机会真是太好了。”

北京的压抑氛围更加浓重，但自由主义思潮在首都也并不罕见。一个显著的迹象就是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聚会，讨论与性别相关的问题。

习近平对女权主义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官员们视为反党的前线。自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五名高调活动人士被拘留以来，几乎没有任何与女性问题相关的有组织的运动。2018年，响应MeToo运动，中国女性开始在网上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政府同样试图压制这些声音。

今年6月，一名著名的MeToo活动人士因颠覆罪被判处五年监禁。

尽管如此，在线和线下，女性仍然聚集在一起，互相鼓励，共同抗争歧视和虐待。女权书籍的需求显示出这一话题的兴趣正在激增。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的作品是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2019年，她向新生发表了关于高等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的演讲，抨击了日本社会对女孩的“可爱”期望，以及女性隐藏学术成就以避免被男性视为威胁的现象。

在习近平推动传统家庭价值观、强调女性作为母亲角色的宣传下，上野的演讲在中国女性中引起了共鸣。她的演讲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视频的观看次数超过100万次。中国出版商纷纷翻译并出版了上野的女权主义著作，目前已有20多本在售，销量达数十万册。

“近年来，女权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并影响了许多年轻人，”曾因国家安全警察的骚扰于2022年离开中国的中国记者江雪表示，“这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对个人权利的思考。”

至于高校，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自由思想对一些人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在2019年对河南省四所大学的1400多名学生的调查中，超过40%的学生认为自由主义在学生中具有影响力。

有人表示，这种思想“削弱了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模糊了道德和正义的标准”。

在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在大学中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推动的。领导层中的改革派希望中国通过放松对媒体和学术界的控制，进一步摆脱毛主义的极权主义。如今，已不见此类改革派的身影，习近平已经让他们噤声，他们曾支持的刊物《炎黄春秋》在2016年停刊。

在失业率飙升、房地产市场动荡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警方对可能发生的动乱会更加警觉。两位美国学者斯科特·罗泽尔和怀特·马丁分析了有关不平等态度的数据。他们发现，大多数人曾认为能力不足是导致某些人贫穷的原因，而现在他们更可能将责任归咎于体制。但不要指望他们因此而抗议。

自由主义者看不到镇压的终结迹象。习近平现年71岁，没有迹象表明他打算下台。无论谁成为他的继任者，都可能与他一样担心，若党放松意识形态控制，可能导致政权崩溃。

在上世纪80年代，正是由于党内改革派和强硬派的僵局，抗议活动得以蔓延。未来，在习近平之后，党内可能再次出现这样的分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自由主义色彩的抗议浪潮可能再次涌上街头。

 但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