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外交杂志》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04/how-biden-can-rebuild-divided-and-distrustful-nation
作者：伊莎贝尔·梭希Isabel Sawhill
今年秋天，美国人选择拜登作为他们的新总统，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们的放松可能为时过早。美国人有了一位新总统，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美国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超过7400万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总统恋人，这占了选民总数的47%。截至撰写本文时，特朗普尚未承认败选，声称选举被操纵或存在欺诈。尽管法院认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但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70%至80%支持投特朗普的选民同意他的说法。拜登正在寻求巩固执政所需的支持，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合法性的行为无疑将损害拜登。
为什么美国如此分裂？在美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自由民主将继续受到威胁，在国际威胁和其他地方独裁或民粹主义政府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美国的软实力将被削弱。
特朗普的支持者无法接受他的失败，这是由文化和经济推动的新身份政治的最新表现。美国两大政党正在根据各自的身份而不是政策偏好划分不同的群体。共和党人往往倾向于宗教、农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年龄较大、男性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白人和工人阶级。
民主党人则正好相反。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有色人种逐渐成为多数，共和党的基础可能会缩小，但美国的政治制度，从选举团到参议院，都倾向于共和党在农村和小州的基础。
因为党派分类不再基于一个人的政策观点，而是基于这个人最深层的价值观或身份，“另一个政党”不再只是反对派，而是敌人；政治不再是寻求能够共同解决问题的妥协，而是为自己一方赢得一场战争。
身份认同危机
如今，许多美国选民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利益和政策偏好，不如说是出于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现了他们希望生活在具有什么特征的社会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根据早期的出口民调，种族主义、堕胎、犯罪和应对疫情等问题在本次选举中尤为突出，而按收入划分的选票差异相对文化差异较小。
此外，如今的政治与宗教密切相关，甚至与宗教交织在一起。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相信，上帝选择特朗普是为了把美国从自由主义中拯救出来。这种新形式的部落主义通常是不理性的，是情感驱动的。
正如记者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在他的书《我们为何两极化》（Why We ‘re Polarized）中所说，“一种身份一旦被采纳，就比一种观点更难改变。”一个将你束缚在你所关心的群体中的身份，放弃它的代价是昂贵的，也是痛苦的，我们下意识地尽量避免放弃它。”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将自己归入那些感觉自己如此与众不同、相互敌视的群体的呢？这个故事的讲述离不开这个国家对主流媒体和基于事实的报道的公信力的丧失。社交媒体和有线电视已经产生了大量的错误信息和阴谋论，让人们得以选择性接受合自己胃口的信息，以证实自己的观点。
共和党人自然会被吸引去看福克斯新闻。那么福克斯新闻会让更多人投票给共和党吗？答案是肯定的。几位学者进行的一项受人关注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调整福克斯新闻观众的自我选择设置之后，“福克斯新闻效应”的影响力也很轻易地大到足以左右选举的程度。
如果黑钱或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对媒体的控制力和对大众的影响力就会更加强大，最终就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已经有证据表明，新闻媒体对公众日益加剧的两极化负有很大责任。
媒体利用和制造的政治和文化分歧，并非始于特朗普，甚至不是福克斯新闻。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源于美国种族、阶级和移民等相互交织的政治。特朗普受益于白人、工人阶级社区的种族仇恨，这些社区正在遭受着严重的失业和不断恶化的社会问题。
早在2016年大选之前，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就发现，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工薪阶层受访者憎恨移民和少数族裔，他们认为这些人在“插队”争取工作或其他特权。2016年，大多数共和党人（绝大多数是白人）同意下面这种说法：“像我这样的人被要求做出太多牺牲，使另一个种族的人受益。”
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群体的书后，我倾听了工人阶级的声音，这让我意识到，特朗普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精英阶层的嗤之以鼻。尽管特朗普拥有超多财富，但他从未被打磨过，当然他也不是政治正确的人。
许多投票给他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和歧视女性的人，但与其说这是出于对黑人或女性的反感，不如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群体及他们的自由主义倡导者在争取获得他们无法享有的特权。经济衰退地区的居民想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施舍。他们认为政府要么是腐败的，要么就是个笑话。甚至妇女也偏爱传统的性别角色，并为男人们失去那些曾经给他们提供尊严和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感到悲痛。
无论是在文化上的右翼还是左翼，敌对情绪的每一次转变都会引起另一边强烈的反击。因此，特朗普和他的同伴们在左派中催化了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使认为种族或性别歧视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持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比例急剧增加。“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的国际维权运动。）和“#我也是”（#MeToo，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个主题标签，用于谴责性侵犯与性骚扰行为。）运动就是这种反应的两种表现。
这种转变很难基于人们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解释：过去被边缘化的群体，如黑人、女性和LGBTQ（非异性恋者）群体，在近几十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整个国家的舆论却变得更加愤怒和不宽容。这种升级和反升级的动态很容易失控。
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倾向，不仅发生在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地理上扎根于小城镇和乡村地区，这些地区受到去工业化的重创。
失业、工资停滞不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显然在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上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这种现象没有办法纯粹地使用经济分析去解释，人们无法单纯从经济角度解释戴口罩的政治化、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自己的孩子嫁给对立党派的人、党派在种族问题上巨大分歧，或福音派社区对特朗普的大力支持。
正如政治学家约翰·赛德斯（John Sides）、迈克尔·特斯勒（Michael Tesler）和林恩·瓦夫雷克（Lynn Vavreck）所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日益加剧的分歧，有可能使政治冲突的焦点不再是政府应该做什么，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是美国的身份认同危机，而且情况正在恶化。”
求同
美国的分歧将很难修复。在我的《被遗忘的美国人》一书中，我提出了一个解决鸿沟的全方位提案。它强调工作的尊严，呼吁加大技能培养、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和福利的投资。我建议为私营部门提供税收优惠，以培训员工和提高福利待遇。
此外，我现在还认为，美国可能需要在以地方为基础的战略之外，采取更明确的产业政策，以振兴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同时我认为美国分裂的文化基础比我先前认为的更加重要。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议程，它需要做出新的努力，重新建立对事实的尊重，并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部落之间培养相互的理解和欣赏。
要加强对事实的尊重，就需要加强对媒体的素质教育，可能还需要给公共广播系统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公共设施进行监管，以限制虚假信息的传播。
然而，疫情表明，如果（需要隔离的）事实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联系相冲突时，事实就不占上风。受人尊敬的权威人士已经将戴口罩的信息渗透到媒体中，但仍有许多人不遵守。麻疹、流感或新冠病疫苗的接种已被证明既安全又高效，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接种疫苗。
用事实纠正阴谋论往往只会让追随者加倍固执。由于这些原因，解决美国社会的分歧不仅需要澄清事实，也需要改善群体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不同的美国群体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
为什么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如此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著名实验中，心理学家发现，当一组男孩被随机分配到两组，然后彼此隔离，两组之间的敌意会升级到危险的水平。相反，当一个群体内的人与一个群体外的人花时间相处之后，不喜欢或不信任就会减少。
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F. Pettigrew）和琳达·特罗普（Linda R. Tropp）在基于515项实验研究得出的里程碑式的结果中发现，当群体相互了解后，偏见和不信任会大大减少。服兵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是没有什么共同点的士兵，在战场上一起战斗之后，也会彼此建立起强烈的忠诚和友谊。同样，移民较少的社区最容易受到反移民态度的影响，比如导致美国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反移民态度。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产生偏见。
不同群体的美国人需要更好地相互了解
国家服务提供了一种很有前途的方式来增进群体间的联系并加强美国人之间的联系。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可以帮助美国人架起桥梁，而不是筑起高墙，从而限制部落主义和社会分裂。联邦政府应该要求所有年轻的美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为国家服务一年。
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一定的津贴，以及免费的大学教育或高等教育培训。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和我把这个提议称为“服务奖学金”（scholarship for service）。“借此项目提醒那些服役的人，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拥有的权利和肩负的责任。我还提出了一个美国交换计划，鼓励家庭在服役的一年中接待来自另一个社区的年轻人。
美国人不仅仅需要了解那些政治、种族、性别或其他特征与自己不同的同胞，还需要去认清现实。美国是一个非常大且多元化的国家，人们自然最关心自己群体或社区的人。
然而，大多数决策都发生在遥远的华盛顿，在一个高度不受信任的联邦政府内部。认为联邦政府能做出正确决策的成年人比例现在降到了17%。对许多机构的信心都衰退了，美国国会失信的情况更严重。这种不信任并不奇怪，政治僵局阻碍了立法，留下无数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中心地带的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失去了工作和尊严。
美国人不但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也越来越疏远自己的社区。他们参加社区和宗教组织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他们的家庭更脆弱，他们不相信别人。这些趋势反过来又与民粹主义的支持有关：在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在社会资本或维持社区的关系网络方面排名最低的10个县中，8个县支持特朗普。
当人们的亲密关系减弱，经济前景黯淡时，他们就会寻找一些东西来填补空虚。正如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本·萨瑟（Ben Sasse）所写的那样，“缺乏有意义的精神支柱，人们会在共同的敌人身上找到一种反常的慰藉。”
美国人迫切需要更强的联系感和使命感，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华盛顿的政府将出现分裂，现在是时候让更多的决策权回到地方层面，让美国人真正地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有些政策只能在联邦政府层面制定，国防和外交是典型的例子，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如此。但许多其他的政府职责，如教育、职业培训、住房、交通和社区发展，最好留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地方治理将帮助美国社区重建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提供一种归属感，并加强社会规范，如诚实、合作和尊重他人。
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可以帮助美国人架起桥梁，而不是筑起高墙。
现在是时候考虑取消许多联邦项目了，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规范性太强的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在州和地方各级开展同样的一般性活动并进行大量投资，以适应地方的需要和偏好。
联邦政府可以通过1972年至1986年期间的一般收入分成制度来支付这些费用，该制度还通过将资金投向较贫穷的州和社区来减少地域不平等。华盛顿可以同时通过放宽对慈善捐赠的税收待遇来加强非政府组织。
作家黛博拉和詹姆斯·法洛斯（Deborah and James Fallows）在2012年至2017年的全国旅行中发现，运转最好的城市和城镇是那些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被党派政治干扰的城市和城镇。
这些城市有强有力的地方领导，经常依靠公私合作来完成工作。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创造了“内心的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一词来描述他在小团体中发现的合作，他认为这些小团体是民主治理的源泉。这样的习惯需要人们面对面地一起工作，看到并认识彼此。
拜登在履行他作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的承诺方面，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位当选总统明智地避开了极左人士让文化战争升级的请求。相反，他对蓝领工人、年长的、在文化上更传统的选民，以及害怕街头暴力和激进变革的郊区女性都充满同情。
他已经声明，他不会撤掉给警察的资金，不会让医疗保险社会化，也不会提高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很明显他想要国家的统一。这样做可能是一位美国总统必须完成的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他可以从坦诚的发言开始，向那些落后者伸出援助之手，而不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鼓励地方努力和地方领导人，并要求我们所有人更加尊重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这些措施对恢复美国的灵魂必不可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