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华早报》回顾了他在不同年代留下的影响。在分为三部分的系列报道的第一部分中，探讨了邓小平对共产党领导层持续产生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称他为“钢铁公司”，因为他有着坚定不移的决心。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位魅力大师，在中共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时，他戴上一顶牛仔帽，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心。

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解放计划的“总设计师”，也曾要求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将中国的民主运动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中国庆祝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之际，这位伟人及其遗产中看似矛盾的双重性仍在继续产生共鸣。

8月22日是邓小平120周年诞辰纪念日，这个日子非常有象征意义。在邓小平改革政策引领中国经历了40年的飞速发展之后，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将两人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习近平被认为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但西方媒体经常将他描述为邓小平改革的“破坏者”，北京方面会愤怒地斥之为抹黑。

根据各种官方报道和他本人的演讲，习近平自认为自己是邓小平的真正继承人，也是完成邓小平伟大使命的人：复兴中国，使之成为伟大的文明古国。

虽然两位领导人的战略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许多核心相似之处。

他们每个人都面临决定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并打破惯例和前辈们设定的道路做出反应。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肩负着复兴中国、使其重回世界强国之列的使命，他们坚信，要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是不可或缺的。

邓小平首先提出警告，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改革之路，不能盲目效仿西方模式。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改革在西方广受赞誉，但邓小平却对此嗤之以鼻。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曾对一位朋友说：“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白痴。”

在1991年苏联最终解体之前，邓小平曾预言，通过瓦解共产党的权力结构，“他(戈尔巴乔夫)会失去在人们赶他下台之前解决问题的能力”。

傅高义(Ezra Vogel)在《邓小平与中国变革》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喜欢说他在过河时摸着石头过河。但事实上，他已经对如何过河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应该掌权。”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前副总编辑邓聿文，也称邓小平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不想让任何人利用他的改革举措破坏党的统治。他制定了’四项基本原则’来维护这一点。”

这些基本原则要求中国领导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也是习近平喜欢强调的信息。

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表示：”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实践，最鲜明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

习近平表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人民没有民族尊严，国家失去独立，就不会崛起。我们不应该贬低自己，忘记我们的传统，背叛祖国。”

习近平坚持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并提出了自己的“四个信念”——官方称为“四个自信”。

要求党的9900万党员对中国的发展道路、独特的政治理论和制度，以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充分的信心。虽然语言和术语有所不同，但两人却异曲同工。

然而，他们各自继承的中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挑战和条件，并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做出回应。

当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崛起时，党和国家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长达十年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党的组织结构支离破碎，意识形态分裂。

邓小平意识到，他的首要任务是带领党走出意识形态内斗的泥潭，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增长上。他选择了集体领导——一种建立共识的机制，让不同派别都能参与决策。

中国政治中的许多不成文规则，都是在随后的几年中形成的，包括高级领导人68岁的退休年龄和前高层领导人免于起诉的规定。

这些规则提供了基本的权力分享和相互保护框架，使派系能够合作。

这是一个务实的设计。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派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结果，必须搁置一边。如果他们不能团结分裂的政党，将注意力重新放在经济发展上，那么党的生存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亡都将受到质疑。

虽然邓小平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但他得到了其他党内元老的支持，例如陈云(与邓小平一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其他同僚。傅高义在他的书中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总经理”。

邓小平对实用主义的强调，在他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会议应该小而短。除非与会者已经做好准备，否则就不应该召开……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说的，那就别浪费口舌……开会的唯一目的是解决问题，”他说。“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应该实行集体领导。但在涉及具体工作或任务时，必须明确界定个人责任，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责任。”

集体领导的原则旨在重振党的活力，同时防止任何派别完全掌控局面。

虽然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有用的，但缺点也逐渐显现出来。追求表面上的团结最终导致极端谨慎、惰性和党纪崩溃。

后来的党魁们越来越难以组建自己选择的支持团队，或实施会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方案。

这一点在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任内最为明显，他扩大了强大的政治局常委的成员人数，增加到九人，以适应相互冲突的派系需求。

政治局常委这个决策机构被戏称为“九龙治水”，意思是当权力被分享时，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制造一场大雨。

由于高层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责任分散在团队中，党的纪律崩溃了，滋生腐败、滥用权力甚至不服从命令。

习近平通过发起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运动和权力再集中的运动来应对危机。在此过程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例如前高层领导免于起诉)被打破。

虽然两位领导人选择了相反的策略，但邓小平和习近平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让党重新关注国家复兴的共同目标。

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也以不喜欢“空谈”而闻名，他经常敦促党的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采取重新集权措施，是因为他认为党面临失去凝聚力和被强大的利益集团绑架的危险，重蹈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覆辙。

这种担忧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执政理念。2200年前，韩非子的学说奠定了秦朝的统治基础，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2018年1月15日，习近平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引用了这句话，两个月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主席任期限制。

邓小平的改革在短短30年(半个甲子)内，即天地完成一个轮回之前，就将中国从一个最贫穷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有一个领导人让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改善表示感激，那就是邓小平，”傅高义写道。“20世纪还有哪位领导人为改善如此多人的生活付出了更多？20世纪还有哪位领导人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空前成功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傅高义于2011年(即习近平上台的前一年)撰写的书稿结尾部分，这位哈佛教授列出了邓小平的继任者面临的五大挑战。

分别是：遏制腐败；提供全民社会保障；保护环境；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重新定义和管理自由边界。所有这些都在习近平的议程上占据着首要位置。

“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仍然遵循邓小平制定的路线，即通过建设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来实现复兴，无论党的宣传如何，”前外交部官员、1980年代邓小平的翻译高志凯说道。

现在是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高志凯称，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在如何向世界开放方面面临许多挑战”。

他说：”这需要一个像邓小平一样能够看清大局、把握正确方向的杰出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