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刊发文章认为，美国需要避免与中国的冷战，作者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前院长Joseph S. Nye Jr.。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网站立场。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50年来的最低点。一些人说，特朗普给拜登留下了一场新冷战，他们将其定义为不开火的激烈竞争。但这还不是冷战，特朗普也不是问题的唯一根源。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领导人放弃了邓小平的温和政策，即等待时机。他们变得更加自信，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在经济上胁迫澳大利亚。在贸易方面，中国通过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和强制知识产权转让来让竞争环境对自己有利。特朗普笨拙地对盟友和中国都加征关税，但他防御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做法是正确的，华为建设5G网络的计划构成了安全威胁。

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完全与中国脱钩，那就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冷战的比喻具有误导性。在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两国在经济和社会上几乎没有相互依赖。

现在美国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额达5000亿美元，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社会交流，比如旅游。中国已经学会了利用市场的创造力，以苏联从未掌握的方式进行共产党的威权控制。

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受到输出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受到中国可以操纵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存的混合体系的威胁。有更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贸易伙伴，而不是美国。像华为这样在安全问题上的部分脱钩是必要的，但经济上的完全脱钩代价高昂，很少有盟友会效仿。

此外，关于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相互依赖的生态方面，物理学和生物学定律使脱钩成为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跨国问题。全球相互依存的政治涉及与其他国家一起使用权力，以及对其他国家使用权力。

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被锁定在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中，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完成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的战略。

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战略，利用美国在国内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保卫我们自己，并加强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认为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相反，如果美国将盟友视为资产而非负债，那么直到本世纪，西方民主国家的财富总和将远远超过中国。

要成功地挑战中国，就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明确的战略。它需要建立和捍卫与自由一致的技术标准和价值观。不能排除新冷战的可能性。

但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警告的那样，今天恰当的历史隐喻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大国都认为会爆发短暂的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相反，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了四年的世界大战，摧毁了四个帝国。一个成功的策略还必须防止这种梦游者综合症。

如果中国认为可以用封锁或夺取一个近海岛屿来胁迫台湾，这其间会出现舰船或飞机相撞而导致人员伤亡，那么所有的赌注都会落空。如果美国做出反应，冻结中国资产或援引《对敌贸易法》，世界可能会迅速滑入真正的冷战，甚至热战。

拜登政府需要准备一个广泛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它必须包括避免事故、危机管理和不断进行高层沟通的程序。否则，结果可能对中国、美国和世界都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