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刊发了名为The World China Wants的长文，作者Rana Mitter，主要内容是应该如何看待和分析中国力量和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以及中国在希望重塑世界秩序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加美编译，不代表网站立场。
中国是否想通过改变国际秩序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并体现自己的形象？
这可能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但它引出的答案往往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人的各种偏见，而不是未来中国超级大国的真正样子。
那些想把矛头指向一个恶毒的、奉行扩张主义的中国的人，指出了北京方面今天的姿态中存在侵略的证据。持不那么悲观观点的人则强调，中国的政策更具有包容性，或者指出，中国将面临许多挑战，即使其想要重塑世界，这些挑战也会阻碍中国。
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一场新的冷战正在萌芽，中国将成为21世纪版的苏联。
这样的预测过于死板和笼统，无法有效地描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无论是捕捉中国未来目标内在的不确定性，还是认识到塑造其抱负的基本要素。
今天的中国力量，是由威权主义、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构成的一股千变万化、充满活力的力量。我们可以称之为ACGT模式（注，是uthoritarianism, consumerism, global ambitions, and technology，威权、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的英文首字母）。这些中国力量组成的首字母，与DNA中的核苷酸相同，它们结合、重组，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政治认同，并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希望巩固对社会的控制，鼓励国内外的消费主义，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并开发和出口中国自己的先进技术。要理解中国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前景，就必须把这四个目标结合起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人型领导，对于了解今天的中国及可能的发展轨迹至关重要，中国应对疫情也是如此。但是ACGT的四个构成，有着超越任何一个领导人或危机的意义，是它们塑造了北京对其在重建的世界秩序中居于何地位的看法——即中国将在亚洲发挥卓越作用，并输出自己的经济投资模式。
这种模式借鉴了社群主义的发展理念，对自由规范漠不关心(尽管并不总是积极敌视它们)。为了使自己的做法合法化，中国经常求助于历史，例如援引其前现代时代的历史，或者重新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
当下中国日益专制的方向，只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未来。为了理解中国可能走向何方，观察家们必须关注中国权力的主要元素，以及表达和想象这种权力的框架。
中国力量的联系
然而，习近平的中国，将国际野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影响力，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演讲中宣称，中国将毫不动摇地走近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他们的威权治理体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通往自由国家的跳板。
中国共产党坚称这是一种任人唯贤的制度，认为中国社会从卓有成效的领导人身上获得的好处，远远弥补了民众在选举中缺乏参与的不足。
至少在短期内，新冠危机助长了中国国内的威权主义。在2020年初，中国将其对控制病毒的努力，宣传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府体制的作用，而不太愿意承认，其最初反应不佳是由于共产党中国无法处理不受欢迎的信息。
中共新近的自信和对抗性特征，标志着与之前更犹豫不决的威权主义版本有了显著的不同，当时中国领导人甚至将新加坡这样的民主国家（注，原文如此），无论其多么不完美和不自由，视为中国潜在的发展模式。
现在不再是了。
中国领导人不只是想巩固他们在国内的统治。他们的雄心是全球性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都曾设想过让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习近平的中国，将国际野心与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影响力，从雅典的港口设施到吉布提的海军基地，再到5G技术在全球的推广。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演讲中宣称，中国将毫不动摇地走近世界事务的“中心舞台”。
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一直在寻求刺激国内的消费。自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解决苏联最显著的缺陷之一，未能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愿望。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的革命已经成为了一场消费革命，建立了一个越来越无现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网上购物激发了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的双十一这样的购特狂欢。双十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活动，2019年销售额达380亿美元。
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期望，即在2020年初中国经济因疫情严重萎缩之后，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履行其经济承诺。中国的日益繁荣也使西方和亚洲国家受益，这些国家欢迎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买家购买奢侈品、旅游服务和高等教育。
在技术领域，中国在全球参与中真正迈出了新步伐。在过去20年里，经济增长和大规模研发支出的结合，创造了地球上最具创新性的环境之一。中国开发的新技术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并为消费者生产了新产品，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个大数据监控下的国家。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是其向世界提供的最有力和最具吸引力的部分。
创造中国力量
西方观察家，经常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释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使用借鉴传统思想的修辞表明，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的，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当中国领导人使用“仁”等术语时，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建立在伦理、理想主义的语言基础上。
中国力量的各个分支，并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一起出现的，而是从一系列历史框架中浮现出来的，这些框架继续对中国的所有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领导人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角色。他们现在以修正主义的姿态宣称自己在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中扮演着奠基者的角色，拥护中国的传统治理规范，寻求在南方（注，这里的南方是指南北对话中的南方）发挥领导作用，并明确使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在1960年之后的大部分冷战时期，中国都是旁观者，既不属于西方阵营，也不属于苏联阵营。然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不仅将自己塑造为二战后出现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而且还将自己塑造为国际秩序的关键缔造者。
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外交部长王毅提醒听众，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第一个签署国，这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的事实。但为了自己有资格拥抱那个时刻——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代表主导了帮助建立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定义支撑其统治权来源的20世纪的历史。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已经承认，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它的宿敌国民党及其西方盟友是关键的合作伙伴。而此前，中共一度将抵御日本入侵中国大陆的功劳完全归于自己。
这种新的认识，使得该党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更大范围的重新解释，认为现代中国的建立不仅仅是在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就像最初想象的那样，而且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
这种转变可不是历史琐事，相反，这种新的叙事，反映了中国对自己的想象和希望被理解的方式。中国现在把自己放在盟军胜利和1945年后秩序建立的中心位置，是他们在保卫亚洲和牵制50多万日本军队，直到美国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参战，以1400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巨大贡献，是北京坚持认为中国“参与了战后世界的创建”的基础。它在21世纪不断扩大的国际作用，就建立在20世纪这种假定的中心地位之上。
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财政捐助国，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派遣国中位居前十。特朗普从自由国际秩序义务和规范中的撤退，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地位，即中国现在是最有资格继承1945年遗产的国家。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仍然是中国公众生活的中心。例如，共产党官员称中国要打赢抗击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这种措辞，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用词形成响应。
一段更古老的历史，巩固了中国对其全球角色的认识。近年来，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如阎学通和白彤东，主张以前现代的儒家观点来理解国际秩序。
西方观察家，经常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解释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但使用借鉴传统思想的修辞表明，中国和所有国家一样，更希望自己的选择被理解为道德的，而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当中国领导人使用“仁”等术语时，他们将国家的利益和行为建立在伦理、理想主义的语言基础上。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这些对传统的呼唤将变得越来越频繁。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这些对传统的引用将变得更加频繁。中国领导人将阐述一种符合全球化价值观的现代化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和“共同的未来”，同时淡化儒家思想中狭隘的价值观，比如对社会等级制度的信仰。
这个基于某种道德的中国愿景，支持了另一个雄心。在冷战期间，中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当时的第三世界的拥护者，与恶毒的资本主义西方和萎靡不振的苏联形成对比。中国不仅将自己视为1945年后秩序的新守护者，还将自己视为后殖民世界、非西方反帝主义的继承者。
北京似乎正在完成这一不可能的双重表现。
今天的中国并不寻求在全球南方引发革命。相反，它认为较贫穷的国家是强调经济发展和国家主权原则的政策的试验场。
中国这种形式的参与，不一定会导致彻底的专制主义；埃塞俄比亚和缅甸等国就是表面上的民主国家（尽管是非自由主义国家）如何从中国发展模式中获益的例子。但中国在海外的努力也没有鼓励自由化或民主改革。中国的支持者认为，中国促进发展的模式比任何崇尚自由民主的模式更加灵活。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规模庞大、但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它是中国寻求向海外展示其领导地位的主要工具。
随着中国在海外投入资金，它在国内更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中国官员还没有在针对国际观众的声明中使用这种语言，主要是因为中国努力将自己在全球秩序中表现为一个非革命性的国家，并希望避免让人回想起毛主义的幽灵。
但在国内，党在宣传中不断使用斗争等传统术语，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观念，即冲突必须先于最终的整合。中共也经常使用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可能会产生建设性结果的概念，毛泽东也经常提到这一观点，习近平也非常认可，他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讲话中说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这句话表明，虽然在当代中国的言论中，很少听到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马列主义传统思想的说法，但这种思想并非完全没有。在讲话中，习近平点明了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现实，而且党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它希望呈现的整体成功叙事的一个瑕疵。
威权的困境
如果中国全球力量的对抗性变得更加明显，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就像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当时北约实际上帮助保护了中国的资产。
当然，中国领导人如何构建他们对中国实力和世界地位的愿景，对外界如何看待中国起不到什么作用。在当下的中国，北京让其他国家更难忽视居于ACGT模式（注，是uthoritarianism, consumerism, global ambitions, and technology，威权、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的英文首字母，见前文）核心的威权主义。
例如，2013年，中国领导人以一带一路将给受援国带来的商业和技术利好来宣传。一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赞许地将一带一路称为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令许多不愿与美国冷战者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评论家感到恼火）。然而，七年后，由于北京的行动和言论，中国的威权主义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例如，在疫情的第一阶段，中国官员指出他们有能力比民主政府的同行更快地调动资源和收集数据，并宣称中国将为世界制造疫苗。
但无论潜在的好处是什么，中国的威权主义都不会轻易赢得全世界的心。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蔓延，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担忧也将随之蔓延。在柬埔寨等非民主的国家客户那里，中国可能会遇到较少的阻力，但在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家，阻力更有可能出现。在这些国家，议会和媒体可以就中国的参与进行辩论，公众对中国及其制度的态度也是喜忧参半，甚至是公开的敌意。
如果中国全球力量的对抗性变得更加明显，敌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北京将无法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保护伞——就像中国在本世纪头十年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当时北约实际上帮助保护了中国的资产。
中国日益广泛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要求中国扩大在全球的安全存在。特别是印度洋，中国的活动范围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寻求在由希腊、吉布提和巴基斯坦关键港口组成的地理三角地区扩大贸易利益。作为对这种可能性的回应，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于去年11月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
尽管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感到满意，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可能不那么受欢迎。中国的外交手段可能非常娴熟，但其目前经常尖锐而缺乏魅力的语调，足以让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望而却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发展必要的软实力，将解放军未来的扩张描绘成提供共同安全，而不是简单地执行北京的愿望。
中国应对疫情危机的方式，也惹恼了许多此前一直在讨好北京的国家。在2010年代末，中国在富裕国家中取得了一些成功，赋予了自己的消费产品——比如广受欢迎的TikTok应用程序——以前只有日本才具备的那种高科技魅力。
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的外交方式，并在此过程中将西方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技术的威权可能性。西方观察人士感到震惊的是，中国在镇压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时使用了监控技术，而在香港，这种技术可能被用于追踪和起诉非暴力抗议者。
全球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新关注，将使中国向海外推广其模式的努力复杂化。例如，中国很难让其他主要国家坚定承诺，会采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发的5G技术。全球北部的一些国家——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使用华为的5G技术，因为他们担心5G设备的安全，也担心与中国的威权政权有关联。
英国最初同意允许华为有限地进入其5G市场，但在2020年7月改变了这一决定。今年6月中印军队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不久，印度政府宣布未来将避免在其5G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
尽管如此，非洲、南美洲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更愿意接受中国的5G，还有一大群国家可能仍会接受，因为它便宜有效。对他们来说，接受这项技术的经济优势超过了任何安全担忧。
中国5G的广泛采用，不会引领中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会让北京取得巨大的进步。这样一个5G集团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北京方面将有能力控制许多主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可能有能力获取大量数据。
中国的世界
然而，尽管许多西方国家试图界定中国目前的行为在哪些方面是不正当的，它们却回避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中国在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目标中，哪些是正当的?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其竞争对手的情况来参与全球秩序——尤其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的失败。
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激怒其他地方的同行，那么即使是实现这种局部霸权也可能是困难的。
北京对疫情的初步反应表明，在压力之下，中国的威权倾向压倒了与世界接触的愿望。许多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建议对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没有像一个精明的大国那样欢迎这种想法，而是立即抵制了澳大利亚的大麦销售。
当英国政府暗示可能会改变允许华为进入英国5G网络的决定时，中国外交官威胁“后果自负”，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自中国的投资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事务，也是政治，结果带来的正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禁令。
中国在疫情爆发后的尖酸刻薄的反应，使其批评者更容易强调他们认为其不可信的行为，包括南海军事化、可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进行网络攻击，以及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漏洞。
然而，尽管许多西方国家试图界定中国目前的行为在哪些方面是不正当的，它们却回避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中国在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目标中，哪些是正当的?
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可能仅仅依靠其竞争对手的情况来参与全球秩序——尤其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的失败。
对华为的批评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中国的5G技术对很多国家都有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显的西方替代品。批评中国以贬低个人人权重要性的方式扩大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是完全恰当的，但中国没有迫使美国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从而削弱它们。
目前，中国声称任何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都是禁区，这是在伤害自己。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现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关头，其在国内歧视黑人的骇人记录玷污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为它的对手提供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毛泽东邀请了黑人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杜波依斯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到北京。当时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主张，世界其他国家无权批评美国国内的种族政治——这种立场是不可持续的，国内的抵制加上外部的羞辱改变了美国的法律。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外部对其国内政治的批评。加入全球经济使其更容易受到对其国内威权主义的审查。但中国可以做一些比抱怨西方的嘲笑更有创造性的事情，可以借鉴其近期的历史来重塑自己。
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变得奄奄一息之后，1980年代，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采用了前总理周恩来的 “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理念来重塑中国。邓小平允许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部分收成，给予学者在毛泽东时代消失的学术自由，并建立了 “经济特区”，其治理和税收优惠政策旨在引入外资。
就像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所做的那样，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不得不重新调整，以更好地吸收，而不是拒绝来自国外的批评。
尽管中国有独裁的名声，但内部辩论在中国的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最近，自由派政治思想家和作家在中国体制内还有空间，可以对他们更强硬的同事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国外一些批评家的接触也有助于检验中国自己的想法和政策。
近年来这种辩论被制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并没有阻碍中国的发展，但在未来几年，当政治思想的僵化阻碍中国政治精英重新评估政策时，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给予更多的分歧空间并不一定需要中国的民主化。然而，这将意味着承诺让公民社会蓬勃发展（扭转近年来律师、活动家和学者被解雇和拘留的惊人数量），并在国内外创造真正的政府透明度。
中国需要做得更好，而不是将其众多少数民族弱化为民间传统的古雅典范。相反，它应该寻求说服这些团体——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人——参与中国的项目，将会肯定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感。当涉及到香港的异议时——另一个对中共建立包容性政治的能力的考验，新安全法宣布所谓的对政府的仇恨为非法，这表明他们无法听取和学习真正的中国统治传统（与当下的中国并不相同）。
中共也不愿意向台湾展示任何关于共同未来的愿景，让台湾找到一个合理的讨论起点。中国并没有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主义的，但它确实声称自己是一个崇尚不同观点可以进行坦率辩论的精英政治。共产党目前的行动，未能赢得居住在中国边境那些中国人的支持，更不用说努力将中国树立为世界范围内成功发展的典范了。
最大的对手是自己
但是，想象一个不那么对抗性的中国威权主义版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拥有蓬勃发展的新闻调查文化、不断增长的公民社会和非常活跃的社交媒体，即使在没有完全民主的情况下，也共同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
中国将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中国自己转向了威权主义。北京对中国核心身份的这一方面的承诺，将使其DNA中的其他三个核苷酸——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更难成功重组，在国外激起敌意，并在中国和它努力改造的世界之间增加障碍。
自2020年初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强硬，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想象一个不那么对抗性的中国威权主义版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拥有蓬勃发展的新闻调查文化、不断增长的公民社会和非常活跃的社交媒体，即使在没有完全民主的情况下，也共同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
中共可能没有机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回到这种早期的轨迹。这种类型的中国——2012年之前可见的中国——的专制主义，对国内外观众来说都不会那么刺眼。
北京并不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复制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其致力于在国内树立其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声望，但并不要求其他国家追随它的脚步。
中国不觉得自己有义务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因为他们的信仰中并没有自由主义。相反，基于中国偏好的秩序很可能包含以下要素：对强大的国家主权的承诺；经济发展，很可能强调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论超过了中国的行动）；扩大和整合以中国经济需求为导向的一带一路体系；以及由中国标准主导的全球技术格局。
当然，这种组合对坚定的民主派来说吸引力不大，但它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至少可以替代部分现有的自由秩序。
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地位，可能会导致该地区民主国家威权倾向的加强。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民主结构脆弱的国家，如缅甸和泰国，优势会落在非民主的一边。随着菲律宾等国的政治变得更加独裁，它们已经变得更容易受到中国规范的影响；韩国的政治要自由得多，但由于它靠近中国，在美国从东亚撤退的情况下，会很容易变得像冷战时期的芬兰，即一个民主国家屈从于一个强大的专制邻国的影响。
中国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其独特的ACGT组合。
印度、日本、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无法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更不用说在世界上了。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力量，这使其拥有主导权。但中国现行体制的不透明性及其强硬的、有时是对抗性的姿态，造成了地区和全球的不信任。
美国对亚洲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容忍的（中国和朝鲜除外），因为它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存在赢得了民意确认。在一个基本上是民主和高度民族主义国家的时代，中国必须使其国际野心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即使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接受。
上世纪5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南美国家，或者同期由苏联主导的东欧国家，都是贫穷和不民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更难让民众接受其日益介入富裕亚洲国家活跃的公共领域，即使它可以利用其军事力量向邻国施压，并试图影响它们。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政治结构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并将显现出中国社会开放与封闭因素之间的分歧。中共鼓励中国学术界、商界、法律界的年轻专业人士到海外学习。但在党内自己的队伍中，海外经验的价值远不如前，甚至会损害一个人的晋升前景。
在中国下一代政治领导人中，似乎很少有人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尽管他们无疑会得到有经验者的建议。中国很可能会培养出一批内向型的政治精英，同时也会培养出一批与国际接轨、面向外部的职业精英。这种反差将带来重大挑战，因为它表明，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国际化和维护党的权力这两个关键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此外，人口结构的地震性变化也即将到来。从2029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将每年减少500万左右，使中国在达到高收入状态之前就成为一个更老的社会。中国将需要为数百万老年人的福利买单，却没有日本等老龄化富裕社会的资源。疫情对经济的意外冲击，使中国更难扩大与邻国的商业联系，尽管中国控制了疫情让经济似乎在稳步复苏。
中国官员现在说的是 “双循环 “经济，即在保持国内市场受保护的同时走向全球。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走钢丝玩平衡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更好的做法是，中国对其合作伙伴的需求和愿望更加敏感，表现出近年来在与邻国关系中没有表现出的技巧。
以ACGT为基础的重塑国际秩序的努力，要求中国在整体外交上做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中国官员现在常常先说些陈词滥调，然后再以极快的速度转向更具胁迫性和对抗性的抨击。
实际上，中国需要更好地理解，全球领导力需要让步、宽宏大量和愿意接受批评：在一个国内政治文化鼓励压制而不是庆祝异议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很难。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的敌意或内部敌人，是中共核心认同中的专制主义。
这种专制主义和有时是对抗性的扩张主义，会损害中国模式的其他组成部分，对消费主义和物质生活方式改善的强调，对全球发展和减贫有缺陷但真诚的承诺，以及中国真正惊人的技术创新能力。
中国意识形态混合体的关键要素，马列主义、传统思想、历史类比和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自由主义始终有限的力量黯然失色，影响了中共如何看待世界。但中国的全球未来取决于它如何成功地重新组合其ACGT模式的其他方面。
目前，中国的威权主义，很有可能限制北京创造一种可信的全球新秩序形式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