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美国首席评论员和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写道，美国正为校园抗议者的愚蠢行为或更糟糕的行为而焦头烂额。但是，最大的傻瓜却是成年人。

面对学生骚乱，成年人的职责是在不牺牲权利的前提下维持和平。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这项任务要求在原则上保持一致。在实践中，各行各业的成年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媒体和大学管理者，都表现出了歇斯底里和教条主义的特征，而这些正是他们用来斥责年轻人的理由。

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不足为奇。

学生完全有权抗议，即使是许多同龄人认为令人憎恶的言论。一个人对加沙成千上万平民被杀感到愤怒，另一个人可能会呼吁将犹太人赶出以色列。一些示威者有意识地赞同哈马斯的世界观，即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反犹太复国主义在什么时候会变成反犹太主义？这个界限很模糊。但大多数人，都能分清合法抗议与号召暴力之间的区别。

这场混乱的责任最终要由美国社会来承担。在民主党人中，抗议活动引发了对1968年事件重演的担忧。与1968年一样，当前的骚乱始于哥伦比亚大学。与 1968 年一样，今年的民主党大会将在芝加哥举行。但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

1968 年的大会是一场灾难，原因有二。首先，民主党人在越南问题上严重分裂。今天的左派对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政府过于软弱感到愤怒，但这与越南完全不同。没有美军死亡。对拜登的大多数批评都认为他过于软弱。

1968年，抗议者将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比作希特勒和裕仁。汉弗莱的主要竞争对手尤金·麦卡锡拒绝为他背书。而拜登将成为民主党的一致选择。

1968 年的大会也是一场灾难，因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派遣警察与抗议者展开混战。这场巷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如果在 2024 年犯同样的错误，那将是令人震惊的。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一些抗议者令人讨厌、愚蠢，至少他们的言辞听起来气势汹汹。但令人怀疑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先辈一样，并不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同性恋者支持巴勒斯坦 “就是承认自己对哈马斯仇视同性恋（以及各种恐惧症）的意识形态一无所知。

但这些抗议活动的主要驱动力是人道主义。如果这些年轻人对成千上万儿童的死亡无动于衷——其中很多明显是死于美国提供的弹药，那就更令人担忧了。1968 年加入毛泽东主义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被卷入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胡志明的北越生活是什么样子。

但是，边缘人群的姿态并没有玷污人们对这场错误战争的反感，这场战争白白浪费了年轻人的生命。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管理部门的恐慌，毫无理由的地煽风点火。上周，哥伦比亚大学最初决定出动纽约警方驱逐抗议者，这一决定是错误的。纽约警方明确表示，学生们是非暴力的。

但也可以原谅他们的困惑。多年来，大学一直在宣扬一种世界观，认同苦难可以根据身份分级，根据集体种族罪责或受害者身份对人们进行排名。大学越精英，情况就越糟糕。自 10 月 7 日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是成年人暗中把犹太人放在了有罪的一方。是人文学科学校证实了 “言论即暴力 “的观点。

许多人猜测，今天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敲响校园身份政治的丧钟，真如此这将是一个好消息，尽管这不太可能很快发生。但最无法回避的大问题是，那些大声呼吁将抗议者赶走甚至关起来的人都是右派，其中包括特朗普。

就在昨天之前，保守派一直是 “多元化、平等与包容”政策和校园缺乏言论自由的最严厉批评者。现在，他们却想把彻底压制言论的自由。用 “虚伪 “这个词来形容这种转变未免过于温和，毕竟许多政客还呼吁赦免 1 月 6 日试图推翻选举的重罪犯。

无论美国年轻人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如何，这一切向他们传递了什么信息？

困惑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决心做得更好可能是另一个结果。补救的办法是冷静地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多成年人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