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经验法律研究副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安塔拉 · 哈尔达在project-syndicate.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长期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男女薪酬差距等问题在经济学中一直被边缘化。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成果，为她赢得了诺贝尔奖，她将这些问题推到了经济学的中心位置。

莎士比亚 1597 年创作的喜剧《失恋三十三天》，讲述了四个法国人在致力于智力发展和追求家庭幸福之间的矛盾。大约四个世纪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从美国女性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视角，重新演绎了这个故事。

现在，戈尔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深刻洞察，为她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戈尔丁的成就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她所从事的是多数情况下由男性主导的学科——她是历史上第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而且还因为她的学术研究完全聚焦于性别问题。

戈尔丁研究的问题，女性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性别薪酬差距，通常被限制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之中，在经济学领域被边缘化。

戈尔丁将自己定位为 “经济学家侦探”，她已经破获了许多案件，但正如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有三个案件非常突出。首先，大多数经济发展理论都假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会自动地、无摩擦地加入劳动力大军。但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 U 型曲线。

戈尔丁仔细梳理了 200 年的数据，发现随着经济活动的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会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兼顾育儿和工厂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对已婚女性而言。但一旦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比例就会大大提高。

其次，性别薪酬差距——女性平均每赚77美分，男性就能赚到1美元——历来被归因于从教育程度到志向差异等多种因素。有些人认为这是能力问题：例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 2005 年就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男性更适合数学和科学。

但是，戈尔丁通过研究同一职业中的薪酬差异，发现实际上要简单得多。事实证明，持续的收入差距不能归咎于教育程度；在富裕国家，女性在这方面已经超越了男性。而且，由于薪酬差距存在于职业内部，因此不能将其归咎于女性在利润较低的领域拥有较高的代表性。

认知能力更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男女在大学刚毕业时的薪酬几乎相同。相反，正是由于生育这一残酷的生理事实，女性的收入才低于男性。薪酬差距在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一两年后开始显现。到 45 岁时，由于与生育有关的因素，如职业中断和工作时间减少，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 55%。

第三，戈尔丁的研究证实，女性对自身前景的预期很重要。由于 “示范效应”——即她们的母亲和祖母树立的榜样，很多女性长期以来在职业上对自己的期望很低。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对女性教育投资的增加以及结婚和生育的推迟，这种情况在美国开始发生变化。

获得诺贝尔奖当天上午，戈尔丁在发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强调了 1963 年至 1973 年间为这一转变奠定基础的一系列发展。其中包括《同工同酬法》的通过、”罗伊诉韦德案”（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堕胎是一项宪法权利，现已经被最高法保守派推翻）、常春藤联盟录取女性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口服避孕药的普及。

戈尔丁的学术研究，为经济学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说明了历史对于理解当今经济现实的核心作用（这是对戈尔丁的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的恰当致敬）。即使历经数百年，市场也未能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生儿育女对人类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什么妇女仍然要为生儿育女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

戈尔丁的研究还表明，有必要对经济主体进行分类，因为结果往往反映了基于身份、社会结构和主观认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正如戈尔丁所解释的，大多数受过类似教育的异性夫妇并不会平均分担家务，因为男性伴侣通常收入更高。但这又强化了薪酬差异。

最重要的是，戈尔丁的研究表明，经济学不仅存在于正式的制度空间，也存在于亲密的私人空间。经济学应该像关注金融市场一样关注婚姻市场。卧室的重要性不亚于会议室。长期以来在女性杂志中讨论的观点，在经济学期刊中也有涉及。

戈尔丁的研究强调了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一点：女性无法奢望将个人与职业分开。经济学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女性来说，家庭幸福是有代价的，无论是收入还是独立性。

从政策角度看，我们有两种选择。我们可以重新规划婚姻和养育子女，确保女性能够在为男性构建的经济体系中竞争，比如引入工作场所托儿服务和利用税收激励措施。

或者，正如戈尔丁所倡导的那样，我们可以重新规划经济，更好的为女性服务，更加灵活，减少 “贪婪”，更加注重换位思考。

然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为爱付出将继续让女性承受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