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报道说，在堪培拉和北京关系解冻期间，随着工人和毕业生计划的增加，一些希望移澳大利亚的香港人面临了困境。加美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2019 年，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艾米丽，不远 4500 英里来到澳大利亚开始大学学业，梦想着毕业后回国发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这一切。

那一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引发了北京和城市当局的镇压，导致了逮捕、监禁以及 2020 年《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艾米丽拒绝透露真实姓名，她说：”我看着香港变得越来越像一个警察国家。法律摧毁了我们仅存的言论自由。我不想再回到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香港。”

在这个新的香港城市环境中，反对派政治家、活动家、学生，还有被认为对建制不够忠诚的民间组织都被压制了。安全法的定罪率高达 100%，并规定违法者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全球各国都谴责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的安全法。与英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都是香港人的热门移民目的地——一样，澳大利亚迅速宣布了放宽香港人签证手续的计划，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澳大利亚已成为超过1万名香港移民的家园。

但安全法实施近四年后，活动人士表示，澳大利亚在吸引和留住像艾米丽这样的人方面应该做得更好，因为这些人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感到恐惧。

香港人担心庇护审批的延误和今年晚些时候即将实施的新移民战略的不确定性，以及澳中贸易和外交关系升温的长期影响，同时香港对目前在澳大利亚的前公民发出逮捕令。

澳大利亚政府于2021年11月推出了两项新的永久居留权专门途径，并于2022年3月正式接受香港人的申请。这两条新的永久居留权专门途径是专为像艾米丽这样的年轻香港人设计的。这些途径要求个人持现有临时技术签证或临时毕业生签证，在澳大利亚居留四年，或在指定偏远地区居留三年。

截至 2023 年 6 月的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政府向香港人发放了 2,028 份临时毕业生签证，是四年前数量的五倍多。根据内政部的数据，来自香港的澳大利亚大学申请也猛增，从 2019 财年的 2,983 人增加到 2023 财年的 4,014 人。与此同时，2023 财年向香港人发放了 704 份临时技术签证，是三年前的三倍多。

尽管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些途径中受益，但许多逃离香港的人并不符合专业途径的标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申请保护签证，尽管接受门槛很高。这些签证是为那些因害怕受到迫害而寻求庇护的人准备的。

墨尔本的移民律师詹姆斯·沃德劳曾帮助过多名香港寻求庇护者，据他介绍，申请保护签证的人通常都是积极参与抗议活动的年轻人，他们担心如果回到香港会受到伤害。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走其他申请途径，”我的很多客户都被切断了来自家乡的经济支持。他们不可能随身带着三五万块钱去读一个新的大学课程，以获得研究生签证”。

就他们而言，最紧迫的问题是签证审批时间过长，可能长达数年。

要求不使用真实姓名的汤米说，他在 2019 年的民主示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试图保护学童抗议者免受他所说的警察 “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几个月后，警察上门盘问，他逃离了香港。由于没有时间计划好，只带着朋友订的一张机票和从自动取款机上取的几百澳元离开了香港，并在因 COVID-19 而关闭边境的前一天抵达墨尔本。

他是及时逃离香港的幸运儿之一。他说：”我的很多朋友都没能离开，现在还在监狱里。”

汤米现在在墨尔本做技工，正焦急地等待着保护签证申请是否会被批准。他的律师在申请时告诉他，这个过程应该只需要 15 个月左右。只要他的签证不被批准，汤米就会一直处于无望状态，无法前往海外探亲或与伴侣结婚。

他说，据他所知，还有两个人已经离开了澳大利亚，因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其中一人持英国国民海外家属签证前往英国，另一人则前往台湾深造。

对于托尼来说，这些延误尤其令人不安，他是另一名前香港前线抗议者，也使用化名发言。托尼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他 “无法接受香港越来越像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人权”。

他说：”我想为我们的下一代奋斗，让香港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在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当地一家报纸指控纵火，之后他逃离了香港，不得不留下孩子。在悉尼期间，他开始患上抑郁症，觉得与 “在没有父亲陪伴下成长 “的孩子们分离很痛苦，还得努力赚钱养活远在大洋彼岸的孩子们。

像汤米和托尼这样的人，得到了由香港人领导的社区团体的帮助，这些团体筹集资金支付寻求庇护者的法律费用，每两周提供小额津贴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交通费用，并帮助他们找到住处。这些团体还游说内政部加快签证程序。

维权人士担心，澳大利亚政府可能会在中国政府取消目前对进口澳大利亚商品（包括葡萄酒）的所有制裁之前，暂缓向香港寻求庇护者发放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保护签证。

此前澳大利亚要求对 COVID-19 的来源进行调查，由此引发了两国之争，但最近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于去年 11 月访问了北京。

任建峰是众多逃离香港《国家安全法》的香港活动人士之一。自从回到他成长的墨尔本，这位法律活动家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香港问题，并会见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佩妮等高级政府官员，还在美国国会作证。

任怀疑，正是因为这些露面，香港警方对他发出了域外逮捕令，悬赏 100 万港币（约合 12.8 万美元）。目前，另有 12 名生活在海外的香港活动人士也因违反《国家安全法》而面临逮捕令。

目前，他正与澳大利亚的活动家和运动人士一起努力，主要目标是确保澳大利亚政府能够欢迎更多的香港精英。任说：”香港移民一般英语流利，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而这些技能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他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向加拿大学习，他说加拿大为香港公民提供了 “更有吸引力的签证计划”。其中一项计划允许香港申请人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后申请永久居留权，澳大利亚则在吸引香港人才方面没有理由落后于加拿大。

他笑着说：”我们有更好的天气，有更友好的时区，可以与香港的亲戚保持联系，为什么要输给加拿大呢？”

“我经常听到一些最终去了加拿大的朋友说，如果不是因为澳大利亚在各自的香港移民途径流方面比加拿大难一些，他们会选择澳大利亚，”任说。”因此，如果我们能与加拿大媲美，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更好的香港移民市场份额。”

去年 12 月，内政部公布了新的《移民策略》，这引起了倡导团体的关注。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说：”根据新政策，国际学生获得临时研究生签证的最高年龄将从 50 岁降至 35 岁，从而将该签证重新定位为针对早期职业专业人士的产品，他们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为澳大利亚经济做出贡献。”

香港社区有传言称，年龄要求也将影响香港人申请毕业生签证。内政部告诉《日经新闻》，”更具体的细节 “将在 2024 年年中公布。

一位目前在悉尼工作的香港律师说，他的大多数香港客户都是 35 岁以上的 “成熟 “学生，他们希望以学生签证为切入点，与家人一起在澳大利亚永久定居。他说，其中一位客户是一名 47 岁的学生，今年即将毕业，”他们卖掉了在香港的所有财产，并且不打算回国。如果这一变化适用于香港申请人，他们的家庭将被迫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

面对未来的挑战，在澳大利亚的香港人对这个他们希望称之为家的地方充满信心。在墨尔本，汤米仍在等待保护签证，而学生艾米丽则已经看到了在澳大利亚的长远未来。她的目标是在毕业后通过专门途径在澳大利亚停留四年，然后申请永久居留权，她对此 “非常感激”。

活动家任说，尽管不确定因素迫在眉睫，但他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说：”事实上，香港有很多人仍在与潮流抗争，无论是以独立书店、独立媒体的形式，还是以其他任何形式。他们并没有失去希望，所以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一切都结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