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节历，圣诞节前的几周，就是耶稣降临节，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节日。平安夜做礼拜时常唱的颂歌“哦，圣善夜”中有一节歌词表达了信徒对救世主到来的强烈渴望：“ 令人激动的希望，疲惫的世界欢欣鼓舞，因为破晓将迎来荣光的早晨。”
这种沉甸甸的期望在今年变得更加强烈，因为脆弱而充满争议的美国准备大规模动员，生产和分发数亿剂疫苗，以最终控制住这种来势凶猛的疫情。在降临节第四个礼拜日的《公祷书》（一部信徒在做礼拜时用来赞美上帝的法典）中，有一段经文描述了这种共同的向往：“主啊，求你兴起你的力量，来到我们中间，用大能帮助我们。”
对美国的教会来说，今年是令人痛心而耻辱的一年。在这场全球健康危机中，许多基督徒无疑会认真听从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这段教导描述了上帝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如何将信徒和非信徒区分开来：“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这段经文出自《新约》25章，耶稣说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让信徒这样侍奉耶稣，而是呼吁基督徒要按照这个标准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我的同事乔纳森·布利策向我介绍了胡安·卡洛斯·鲁伊兹，他现年50岁，是布鲁克林湾脊（Bay Ridge，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西南角的一个中产阶级居民区）一个路德会（一个基督教教派）的墨西哥牧师。
鲁伊兹不辞辛劳地送餐，安排殡仪馆中打折的葬礼，以及随时回应社区非法移民的帮助电话。大批罗马天主教牧师团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走进医院的病房，为垂死的人膏油（一种宗教仪式，将香膏涂抹在人身上，寓意罪的清洗和崇高的祝福）。
在疫情期间，教堂开办了食品分发处，发放租金救济支票，并提供住房。但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在选举中再次以压倒性优势支持特朗普总统，即使他对这场已经造成美国30多万人死亡的疫情持否认态度，而且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情心。
许多教会，尤其是那些保守派教会，反对封锁令，并拒绝执行有关大型室内集会的公共卫生警告，导致病毒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礼拜场所。
最后，教会在疫情期间的形象很可能定格在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一场不戴口罩的聚会上，这场敬拜由特朗普的坚定拥护者，罗伯特·杰弗里斯牧师带领，在 “自由主日”的礼拜中，
在他们副总统迈克·彭斯面前献唱，而该教堂所在县的新冠病例再创历史新高。
今年，又到了基督徒准备庆祝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降生为人的时候，回顾早期的教会历史可以提醒人们耶稣的降生、死亡和复活，激励着人们在公共利益上的奉献。
公元165年，一场可怕的瘟疫袭击了罗马帝国，这场瘟疫有时也被称为盖伦瘟疫，因为盖伦医生在他的著作中描述了这场疾病。据估计，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近一个世纪后，另一场瘟疫肆虐了该地区，罗马每天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人。
狄奥尼修斯是亚历山大教堂的主教，那里三分之二的人口可能已经死亡，他极力呼吁基督徒一起来照顾病人。他在复活节给他信徒的信中写道：”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弟兄表现出了无限的爱和忠诚，从不吝啬自己，只为彼此着想。他们不顾一切危险，悉心照料病人，在基督里照顾他们的一切需要，并服侍他们，与病人一同平安快乐地离开人世。因为他们被染上疾病，把邻居的病痛引到自己身上，并愉快地接受他们的痛苦。”
狄奥尼修斯将信徒的行为与非信徒的行为进行了对比，后者“把病人赶走，逃离他们最亲爱的人，在他们死前就把他们扔到路上，把没有埋葬的尸体视为泥土，希望以此来避免致命疾病的传播和传染。”
关于耶稣的追随者行善的记载并仅限于基督教的资料。近一个世纪之后，朱利安皇帝（Julian emperor，361-363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希腊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他拒绝基督教，被视为基督教会叛教者），为了支持异教事业，敦促加拉太的大祭司效仿基督教徒的慈善事业，“不虔诚的加利利人”（这里是指对朱利安国王推行的异教不忠诚的当地人）的增长是因为基督徒”对陌生人的仁慈和对死者坟墓的关怀”，以及他们如何”不仅支持他们的穷人，也支持我们的穷人。”
历史学家蒂莫西·米勒在《拜占庭帝国医院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Hospital in The Byzantine Empire）一书中记录了第一批公立医院是如何在四、五世纪作为一种基督教慈善事业开始涌现的。
凯撒利亚（现土耳其境内）的主教巴兹尔在城市郊区为穷人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其中包括一个配备了医生和护士的病人宿舍。罗马帝国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在该城开设了几家医院。在中世纪，医院通常作为修道院社区的一部分，在整个欧洲建立了起来。查理曼大帝试图使他所有的臣民皈依基督教，他下令在他的王国里建造的每座大教堂都配有医院。
1527年，欧洲经历了黑死病近两个世纪后，鼠疫又爆发了。在德国的小镇维滕贝格上开始出现病人，许多人选择逃离。威腾堡大学神学教授、新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决定留在那里照顾病人和生命垂危的人。后来，他写了一封公开信《一个人是否可以逃离致命的瘟疫》，解释了他的选择：“当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最需要一个属灵的事工，用话语和圣礼来加强和安慰他们的心，并通过信仰战胜死亡。”
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去冒无谓的生命危险，路德形容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即“任何人都不能在对方的危难中抛弃他，而是有义务协助和帮助他，因为他自己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帮助”。
顺着这个思路，他指出，那些留下来的人应该“积极服用有帮助的药物；对房屋、院子和街道进行熏蒸；回避不需要你的地方，比如已经康复的邻居，要尽量避开，要表现得像一个救火的人。他明确指出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性：“我会避开那些不需要我出现的地方和人，以免被污染，同时避免感染和污染他人，以免因我的疏忽导致他人死亡。”
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崛起》一书中写道，早期基督徒对流行病的反应有助于解释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提供食物和水的形式进行的基本护理，可能会大大提高基督徒和他们所照顾的人的存活率，在如此多的痛苦和死亡中，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斯塔克认为，不同的死亡率会开始改变罗马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人口结构，并促成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他指出，基督教给信徒带来了希望和安慰，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方式似乎起了作用。”虽然斯塔克也考虑了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但他的结论是， 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信仰的最终动力是宗教本身的教义及其在早期教会中产生的 “有吸引力的、解放的、有效的 “关系和社区。基督教所传达的信仰是上帝爱人类，因此希望他的追随者彼此相爱，包括非信徒也要去爱，斯塔克写道，这在古代是”一种全新的信仰”。
2020年，许多教堂意识到，他们爱人的最好方式是暂时关闭教堂。在疫情早期，美国福音派和今日基督教协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教堂关闭，“出于对他人的深切责任感”。”
位于加州橙县的大型教会Saddleback 教会的主任牧师里克·沃伦鼓励他的会众在网上以较小的圣经学习小组形式聚会，在弹出式食品分发处做义工，星期天参加线上虚拟崇拜，他虽然关闭了很多会场，但他声称”教会不是建筑”，教会会作为一个大家庭始终发挥着作用。
沃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牧羊人（牧羊人就是‘牧师’的意思）被召唤来保护上帝的羊群，不让它们暴露在危险之中，我不愿意仅仅为了对着现场听众演讲而拿人们的健康冒险。”但是，其他教会领袖即使在感染人数激增的情形下，仍然恢复了亲临现场的礼拜活动，而且往往还挥舞着宗教自由的旗帜。
多年来，美国教会在文化影响和数量上一直在退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间美国民调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2019年，6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比十年前下降了12%；与此同时，无宗教信仰者的数字增长到了百分之二十六。
共和党对白人福音派的拉拢，有助于解释保守派基督徒的对抗态度，但许多信徒在美国日益世俗化的道路上逐渐失去地位而感到恐惧。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需要确保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在公共场合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疫情期间教会的反抗是有代价的。
正如古代的瘟疫一样，
2020年的疫情是基督教的一面镜子，但今天这面镜子反映出来的却不是人们被它吸引而是人们对它的反感。
一旦明年疫苗普及，教会和社会将继续前进。然而，世界将不再是过去的样子。教会不仅要考虑他们的教众是否会回来，还要考虑他们信仰的力量（基督徒用来描述他们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耶稣的能力）可能会减少多少。
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一个出生在卑微家庭的婴儿，被襁褓包裹着，把马槽当做摇篮，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救世主，特指耶稣）。在他生命的最后，耶稣在耶路撒冷被一个法利赛人挑衅，要他说出最大的诫命。他说，那就是 “尽心、尽性、尽意 ”爱神，第二大的诫命是 “爱人如己”。
耶稣的早期追随者意识到，这些训诫是相互交织的，两条诫命相互成就。新约圣经学者、退休的英国圣公会主教赖特在一本新书《上帝与疫病》中敦促教会在考虑自己在冠状病毒之后的角色时，要优先倡导诗篇72篇中的事项，该篇章是所罗门王的祈祷：“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申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 赖特承认，这样的社会愿景可能过于理想化，但他写道，这就是 “最好的教会一直相信和教导的，也是前线的教会一直在实践的”。这也是一个生病的国家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