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纽约客杂志，原作者：Isaac Chotiner。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站方观点。
今年9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进口新疆维吾尔族被强迫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苹果、耐克和可口可乐等公司展开了反对该法案的游说活动，该法案以403比3的压倒性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有可能在参议院通过。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这将是几十年来争议不断的中美关系的最新风向标。中共压榨劳动力，在香港的专制活动，以及对冠状病毒的混淆视听，都引起了两党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纽约客》作者以撒·乔蒂纳最近采访了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美丽国度与中央王国：1776年至今美中关系考》一书的作者约翰·庞弗雷特（John Pomfret），讨论了中美关系的状况。他们的谈话中涉及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公司在中国做贸易的复杂历史，以及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与特朗普政府可能存在的不同。
一、中美关系恶化是意识形态之争
《纽约客》乔蒂纳：目前有两件事正在发生，我很好奇你是否认为它们是一体两面？首先是中国在香港和新疆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这些行为在我国引发的担忧。第二件事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涉及到政治、商业和其他方面。
庞弗雷特：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我们现在与中国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跟德国和美国，或者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都不一样。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我认为这加剧了我们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竞争，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
意识形态的竞争有很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美国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反感，不仅仅是在新疆和香港问题上，在汉族主导的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无论政治层面的中美关系如何，崛起中的大国都应该考虑如何处理与已经存在大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它和人权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两个政治和经济体系根本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
《纽约客》乔蒂纳：如果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竞争，当美国选出了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专治者最相似的人（注：指特朗普），而他对中国领导人，甚至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赞扬到达了顶峰，这不是很讽刺吗?
庞弗雷特：是的，确实如此。我认为，不管你是看美中关系还是美俄关系，美国选出一个明显的反民主政权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美国现在正面临着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挑战。
《纽约客》乔蒂纳：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样将此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挑战？
庞弗雷特：我认为，中国人把美国当成意识形态上的敌人，比我们对抗他们的时间要长得多。我相信，从1989年开始，甚至更早，中国就将美国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而美国只是在奥巴马政府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你看9号文件（注：指2013年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是胡锦涛时代的末期和习近平执政初期发布的一个文件，里面指出美国是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其中谈到了西方思想的七种毒，包括宪政、新闻自由等我们这个社会最珍视的价值，基本上等于是说，“这是外国敌对势力要推动的东西，我们必须警惕这些”。
这是多年来中国面对美国挑战的思考总结。在西方，处理国家关系的领导人们基本上忽略了这一点，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和市场开放，中国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美国是在奥巴马政府即将结束，特朗普上台之际，才对这个问题有所觉悟。很显然，特朗普在对这段关系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是完全一团糟的。
二、拜登政府不急于让中美关系恢复正常
《纽约客》乔蒂纳：你认为拜登政府将如何对待中国，与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会有何不同？这似乎是一个国内的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自克林顿政府以来，可能是自1989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庞弗雷特：是的，肯定是这样。我还认为，在旧体制下处理中国关系的那一代人，他们对中国相对友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关系能够和平演变，那一代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世界上像亨利·基辛格（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这样的人已经完全没有当初那么大的影响力了。我认为就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智囊来看，新一代人正在崛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苏珊·赖斯没有得到国务卿的职位，这意义重大。
《纽约客》乔蒂纳：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上面这段话的意思吗？
庞弗雷特：当苏珊·赖斯还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时，她主张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不要跟中国在小问题上较劲，以便在更重要的事情上达成协议。由于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中国达成环境气候协议，很多问题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在人权问题、网络间谍或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环境问题在他们看来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因为气候变化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得不牺牲一些别的问题，然而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如果中国跟我们达成气候协议，那不是因为我们在南海问题上对他们态度友好，而是因为这个气候协议本身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时白宫内部的态度是：“我们集中精力防止把这件大事搞砸，至于其他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没必要那么较劲。”中国政府将奥巴马政府玩得团团转。我觉得现在那一代的官员已经是过去式了。
《纽约客》乔蒂纳：你能不能再具体说说，你认为奥巴马政府是如何被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庞弗雷特：这么说吧，奥巴马政府始于2009年。达赖喇嘛本打算来华盛顿。奥巴马政府向中国政府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嘿，我们这次不会去见他，因为我们想跟你们搞好关系。”这是美国对中国一贯行为的一种延伸，它在某种程度上正视当前，同时希望有更好的未来。
在好几个问题上他们贯彻着这样的宗旨。奥巴马和习近平之间的网络间谍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到一年，中国人就违反了它（注：中美两国在2015年宣布一项协议，避免旨在偷窃公司知识产权或商业机密以获取商业优势的网络攻击行为）。心心念念盼着中国交出协议的成果让他们忽略了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人乐于见到协议被违反，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尊重奥巴马政权。当奥巴马政府威胁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而特朗普政权，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当他威胁要对中国做一些事情时，就真的做了。不过特朗普做的事情是否奏效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关税是一场灾难，对吧？这是历届美国政府在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只有特朗普实实在在地执行着对中国的威胁。
《纽约客》乔蒂纳：美国从一个积极阻止任何遏制气候变化行动的政府，变成了一个只将气候协议作为一个重点任务的政府，中国会如何看待这个情况？
庞弗雷特：从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本能反应会是：”哦，好，我们可以像戏弄奥巴马一样戏弄他们，对吧？” 我认为拜登政府比奥巴马政府对付中国的这套做法要成熟得多，因为他们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被耍弄得很惨。
如果你看过拜登在《时代周刊》的采访，你就会发现事情很有意思，拜登并不急于与和中国打交道。他不急于收回关税惩罚。不急于收回任何限制，不急于为新疆、香港等地建立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违反人权及国外显著腐败人士实施制裁）的条款以限制中国官员。我认为这就是拜登不急于让中美关系恢复正常的证据，尽管这证据可能不是很充分。
《纽约客》乔蒂纳：你认为中国政府希望特朗普连任吗？
庞弗雷特：是的，我认为他们对特朗普很满意，因为他正在把美国推入深渊。我认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可以应付特朗普那些拙劣而糟糕的对华政策，是因为他有一个领域做得很失败，而这却是一个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害怕拜登接下来这么做的地方：结盟。
如果美国人能够以一致对华的负面看法为纽带，把我们的盟友团结到一起，那么中国人真的就会怕了，他们会有大麻烦。你看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在中国问题上都回过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没有施加什么压力，也没有带头领导。如果拜登能驾驭住这种日渐增强的对华意识，中国人的处境就会很艰难。
三、企业对华态度转变，中国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失算了
《纽约客》乔蒂纳：我想具体谈谈美国企业和中国的关系。企业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双向压力，一方面他们非常渴望拥有中国市场，同时能把中国作为为美国制造商品的工厂。这种双赢的安排什么时候变成了争议？
庞弗雷特：天安门事件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克林顿政府。他上任的时候说：“我要把人权问题作为我政府的核心任务，我发誓，中国人将成为我的第一个目标。最惠国贸易待遇不会被永久延长，除非中国在人权方面有显著改善。”可是出于商业的考虑，他屈服了。企业界的表现就好像说：“你不能这么干，不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我们还得继续赚钱呢。”之后他基本上是彻底放弃了，后来企业还加大了参与政府决策的力度，从联邦调查局到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再到海关，基本上每个美国政府机构都有一项与中国打交道的政策。
《纽约客》乔蒂纳：你认为现在这些政府机构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
庞弗雷特：联邦调查局跟中国的关系并不好，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在一些案件上激怒了我们。中国派特工到美国恐吓美国永久居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恐吓华裔美国公民，原因要么是他们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要么是他们在中国被指控腐败。联邦调查局和中国在处理毒品案件上曾经建立了相对积极的关系，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没有关系了。其他政府机构也非常类似，各个机构都和中国有过非常艰难的打交道的经历，于是跟中国产生了这种广泛的、全面的的疏远。
《纽约客》乔蒂纳：天安门事件的长期影响是什么？老布什政府似乎对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是很感兴趣，两国关系当时还是保持原样，不是吗？
庞弗雷特：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例，但确实说明了老布什政府官员的想法。从尼克松到老布什，真正的核心是处理美国与当时最主要的竞争者苏联的关系。在推翻这个共产主义霸主的过程中，我们和中国是事实上的盟友，并且我们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我们并肩合作，资助阿富汗起义军。当时中国国家安全部和中情局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老布什是这种关系的维护者。
1989年5月，天安门事件拉开序幕，北京有到处都是电视摄制组，关注着占领天安门广场的一百万人。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要访问中国，即使在这段时期，布什政府还打算确保美国海军船队能够访问上海，以此向中国人表明：“嘿，我们在这呢，我们可不希望你们跟苏联太近。”老布什政府的许多官员，即使是在中国各地发生了数百万人参与的示威活动之时，仍然是把和苏联的竞争放在第一位，而没有客观地看待这次事件。
天安门事件是在1989年6月，苏联还没有崩溃。布什政府的核心算盘是，当苏联和东欧发生混乱的时候，如何让中国站在我们这边。现在看来有点古怪，但从他们当时的角度来看，苏联还没有解体，世界格局还没有改变。它正在改变的过程中，布什确实打算继续利用中国来对付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个决策跟商业毫无关系。
《纽约客》乔蒂纳：众议院现在通过的这个法案威胁着在新疆做生意的公司。从你所说的看来，现在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支持这个法案，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那里的劳工被强迫的程度，另一部分原因是华盛顿的政治氛围。
庞弗雷特：这个法案比以前更说得通，部分原因是（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认为这是两党唯一达成一致的事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场胜利。我认为另一个原因是，商界不再团结一致地支持中国，金融界是唯一支持中国的力量。耐克和苹果这些公司，尽管他们依然举足轻重，但在类似的问题上，它们不再得到在中国做生意的其他美国企业的支持。
《纽约客》乔蒂纳：为什么会这样？
庞弗雷特：因为很多企业都被中国给骗了。
《纽约客》乔蒂纳：这是中国的战略误判吗？
庞弗雷特：是的，我认为中国人失算了。你会记得在你们的历史书上，美国人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为“是谁失去了中国”而手足无措（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府院之间发生一场关于“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的大讨论。当时，美国政府在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之间犹疑不决，使得美国与新中国“失之交臂”）。我想中国人同样会在他们沉下心来的时候，会为是谁“失去美国”而扼腕叹息。他们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出错招，并不是没人警告过他们。
《纽约客》乔蒂纳：我的理解是，中国与欧洲和澳大利亚打交道的方式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用某种程度的铁拳政策对付很多外国企业，因而削弱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好感。
庞弗雷特：是的，他们在哪儿都是这么做。
《纽约客》乔蒂纳：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吗？
庞弗雷特：我觉得这是体制所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权很有兴趣展示他们的领导能力，特别是通过一些偏执、极端强硬的政策来展示他们是如何保护中国的利益。我觉得这是中国以好战形式作为民族精神的弊端。他们正在自食其果。看看中国的外交官们，他们基本上是在疏远世界各国，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政府希望看到他们做的事情。
《纽约客》乔蒂纳：也许这也给美国人上了一课，关于愤怒的民族主义外交的后果。
庞弗雷特：没错，我们可以看看中国，但愿能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进行了四年的实验，试图像中国那样行事，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