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发表威尔·康奈尔医学院执业医师和助理教授德儒·克拉的文章，分析了美国人为何对此次疫情的认知有如此大的差距。他认为，如果所有官员在疫情早期都尽可能诚恳、一致地谈论疫情，而不是将公共健康政策与政治挂钩，美国现行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1902年3月15日，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位牧师亨宁·雅各布森拒绝接种天花疫苗。马萨诸塞州是当时允许强制行政人员实施免疫接种的11个州之一；当时有天花疫情爆发，当地卫生委员会下令对该市居民进行疫苗接种。雅各布森因拒绝而被起诉并被罚款。他花了三年时间自辩，声称强制接种疫苗侵犯了他的自由。案件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约翰·马歇尔·哈兰法官发表了支持马萨诸塞州法律的多数意见。 “不顾及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种绝对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哈兰法官写道，“一个社区有权采取措施，保护成员的健康安全不受传染病的影响。”
该案是美国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案件之一。此后，法院普遍承认，政府可以广泛使用其权力来保护人民的健康。1944年，国会更进一步通过了《公共卫生服务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实施疫苗注射和其他卫生措施。两周前，最高法院驳回了州长安德鲁·库莫发布的一项命令，即限制新冠期间在宗教场所的聚会规模。法院遵循先例，认为公共卫生限制不可厚非，但是反对其实施过程中的偏颇。“宪法不容许厚此薄彼的行政法令，酒店和自行车商店可以重新开放，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却要关闭，这是不合理的。”法官尼尔·戈苏赫写道。
大部分关于疫情限制的法律都是明确的，有争议的是政治观点，即个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之间的平衡，这可能也是美国日常生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在路上，但在它们到来之前，数以万计的生命取决于社区的干预措施，比如口罩、安全社交距离、自我隔离等，这些必须由普通大众去遵守。他们的主观意愿将决定多少人会死亡。因此，不同的意见分歧会导致截然不同、反差剧烈的结果。
一、公众意见最两极分化的疫情
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疫情抱有相互矛盾的观念。一方面，大部分人认为新冠病例会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激增，与此同时，80%的人认为他们不会被感染。虽然美国人普遍认为，疫情正在恶化，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遵守“居家防疫”的命令。（在春季，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很有可能遵守这些命令；现在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说他们会遵守）。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人态度的转变，他们表示会留在家里的人数不到民主党人的一半。在高收入国家的公民中，美国人对于疫情的分歧最大；对于政府到目前为止是否有效控制了疫情，他们的分歧也前所未有的大。拜登的支持者认为能否控制好疫情是2020年大选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它则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之一。美国人在围绕疫情的一系列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包括疫苗、接触者追踪、口罩规定以及公共卫生官员的可信度等。
最近几个月，这种不满和混乱日益明显，最终导致新冠病毒感染和住院人数屡创新高。在夏末秋初时节，保守派媒体对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公共卫生战略提出了质疑，许多州长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在其所在州的重症病房被新冠重症患者塞满之前，都不敢实施强制隔离等政策。同时，广泛大众对接受疫苗还有抵触情绪：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58%的美国人说他们会接受疫苗，疫苗的匆忙上市是关键的一个担忧点。这种抵触情绪在右派比较常见，但在左派中也不少：虽然只有不到一半的共和党人表示愿意接种疫苗，但也有三成的民主党人对疫苗持抵触情绪。
帮助创造了“压平曲线”概念的密歇根大学的医生和历史学家霍华德·马克尔告诉我：“总是会有反对的声音。公共卫生一词的重点是公共。那是很多很多的个人，不是一个整体，尤其是在一个开放、民主的社会里。”即便如此，马克尔还是对疫情分歧如此之大、如此之强烈感到惊讶。
他说：“这是历史上最两极化的疫情”。在1918年流感期间，曾有过针对公共卫生措施的抗议活动，比如在旧金山，一个名为 “反口罩联盟”的组织反对当地的口罩条例，但这些抗议活动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小部分”。那场疫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展开，领导人建议将遵守公共卫生定位为一种爱国的表现。”今天不同的是，当选的官员还在不满的气氛上火上浇油”，马克尔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亚当·贝林斯基致力于研究舆论、误导信息和政治两极化之间的联系。贝林斯基将民众分为三类：正确了解情况的人、不了解情况的人和被主动误导的人。他认为，我们应努力争取第二种群体，即“不一定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人”，并且限制第三种人对舆论的影响。问题是，在网络时代，边缘的错误信息很容易蔓延到大众意识中。如果被误导的人只局限于自己，那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他说，“但是，他们污染了信息系统，引起其他人的怀疑。然后，更多的人捕风捉影，听风就是雨。”
贝林斯基认为，平息错误信息的大部分责任在于我们的政治领导者。他说：“这是从顶层开始的，如果民选领导人有一个统一的反应，公众的态度就会更加统一。”拜登政府的到来，无疑会改善联邦政府对疫情的沟通。目前，我们防疫措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被政治化了。当选官员已经在考虑明天的主要挑战者；甚至在他们看着医院已经爆满，他们也在努力证明自己态度上的真诚。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新冠病毒，而是我们自己。
二、一个经济衰落州的典型样本
俄亥俄州是我长大的地方，也是我父母目前居住的地方。该州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研究案例，它可以生动地说明在疫情期间两种相反的舆论之间根深蒂固的不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俄亥俄州一直是一个典型的摇摆州，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它已经稳步向右移动。奥巴马在2012年以微弱的优势将其拿下，但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又轻松获胜。近年来，俄亥俄州人一直受到经济停滞的拖累，经济在大衰退后从未完全恢复。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贫困率上升的街区；克利夫兰是整个国家经济衰退最快的城市之一。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长迈克·德维恩领导实施了相对积极的新冠应对措施。俄亥俄州是全国第一个关闭学校的州。新冠病毒从春季开始传播 ，自那时以来，即使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抨击他们，德维恩依然果断下令佩戴口罩、宵禁和企业关闭。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俄亥俄州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过现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它正经历着病例和住院人数的飙升；德维恩说，这个州现在已经“火烧眉毛”了。尽管如此，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立法机构还是多次提出限制州长权力的议案，党内也有人提出弹劾州长的要求。尽管德维恩在州内拥有较高的支持率，但他正在反感防疫措施的大环境下苦苦挣扎。最近他在下令实施全州宵禁后说：“我尊重生命，这意味着我要为未出生的孩子们着想，也要防止在养老院的八十岁老人染上病毒。”
斯塔克县是摇摆州内的一个摇摆县，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看待新冠的呢？我联系了那里的人，很多人都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看法，有些人一直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强烈反对防疫措施。安德鲁·西格勒是我采访的对象之一，他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现年三十多岁，在该地区长大，但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旧金山和芝加哥度过的，之后搬了回来。西格勒告诉我，像他认识的许多人一样，他对过度的防疫措施表示不满，他认为这些措施试图冒犯人们生活。
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进步。当这一切刚开始时，我和任何人一样害怕。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谁的危险系数高，以及他们需要承担的风险有多大。我认为，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安排防疫措施是很合理的。”
西格勒一直过着“相对危险”的生活方式。他在餐馆堂食。他曾飞到拉斯维加斯过周末。他经常和朋友们打篮球。他说：“我认为你必须权衡一下风险和回报。生活在恐惧中不是生活的方式。很多人都描绘了一幅纯粹的厄运和阴暗的画面，我并不买账。”西格勒与公共卫生官员的某一些担忧是统一的，但对什么是危险的，以及如何权衡风险和回报上，两者持有不同意见。
他告诉我：“新冠绝对是危险的，它需要被重视，但人们选择如何应对它的自由也应该被尊重。我认为有一些限制是好的，但我不认为强制措施和封城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你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扼杀人们。不是通过疾病，而是通过这些政策，一个人花了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企业可能就在封城令中倒闭。我不禁想到了这些政策对那些小孩没法上学的家庭、那些失去工作的人、那些在孤独和治疗中挣扎的人所造成的伤害。”
西格勒提到了病毒对不同年龄不成比例的影响，尽管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患病，但绝大多数新冠引起的死亡发生在美国老年人中。他反对为了保护相对较少的脆弱个体而颠覆整个社会的措施。他承认他的论点带有年龄歧视的色彩，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说：“我们真的要关闭整个国家，以保护一个垂垂老矣的群体？你需要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年龄越大的人，越应该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但不应该把封城锁国和强制措施强加给其他人。迈克·德维恩是谁，凭什么禁止人们出去喝酒？”
我问他关于最近感染率激增的问题，我指出，如果没有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许多州正在与不堪重负的重症病房和医务人员的短缺作斗争；一些州的医疗供给告急。“他们一直对我们说，我们需要封城以压平新冠激增曲线并满足治疗能力，”西格勒说，“他们早就知道会有第二个高峰，他们为什么不利用之前时间来做充分的准备呢？真为这个滞后的系统感到羞耻。”
今年秋天，西格勒的家人打电话问候九十三岁的祖父，他在疫情期间一直比较小心，除了出门买菜、加油，偶尔吃个饭，其他时候一直保持自我隔离。他们无法联系到他，越来越担心，他们去了他家，发现他躺在椅子上，毫无反应。“他当时死气沉沉的，” 西格勒说。他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在那里他被确诊为新冠患者。之后，他辗转于重症室、急诊科和一家疗养院之间。在我第一次与西格勒交谈的几天后，他的祖父又回到了医院，他的家人正在为是否要插入喂食管和进行气管造口术艰难地做着决定。他说，最终他们决定 “顺其自然”。停止药物治疗，呼吸机也撤下了。西格勒的祖父被转移到家中接受临终关怀，然后去世。我问西格勒，他祖父的死是否改变了他对新冠的看法。“我坚持我之前所说的，”他告诉我，“这是一种可怕而危险的疾病。我会做好预防措施。但整个社会为此停摆不安全也不合理。我祖父的一生长久而充实。”
在与西格勒通电话的间隙，我采访了约翰·埃默特，他是一位六十岁的退伍军人，在俄亥俄州纳瓦拉市经营一家小型的家族式杂货店已有二十多年了。埃默特主要自己管理这家店，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半。今年年初，他的女友患了第四期结肠癌，进入了一个家庭临终关怀计划；与来访的护士一起，埃默特在上班休息的空隙和下班后的时间照顾她。她在5月1日去世。虽然在她最后的日子里，埃默特能够和她在一起，但他有一些朋友，因为疫情的限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与亲人分离。他说：“封锁、隔离，这些比病毒更糟糕。封锁政策杀死的人会比病毒最猖狂的时候杀死的人还要多。”
埃默特认为，政府在抗疫的过程中，已经实质性地越俎代庖了。“如果你想戴口罩，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但他们无权强制要求我这么做。” (他不要求店里的顾客戴口罩，他自己也不戴口罩，尽管他 “经常 ”洗手。) “我相信小型的、必要的政府，” 他说。 “现在他们管了很多不该他们管的事情。德维恩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十几岁的孩子一样。” 在我们的谈话中，埃默特经常引用特朗普总统的错误说法来反对该州的公共卫生措施：阳光可以预防冠状病毒感染，羟氯喹可以治疗它，安东尼·福奇不值得信任，因为他是民主党人。“新冠死亡人数被过分夸大了，”埃默特说，“这些人中有很多是因新冠而死，而不是死于新冠。他们有肺癌或严重的糖尿病。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踏进黄土了。”
9月，埃默特与他85岁的父亲以及他父亲79岁的女友一起去坎昆旅行。他们从阿克伦飞往费城，然后再飞往墨西哥。他说，他们在机场时戴着口罩，但 “我们一出机场就把口罩摘下来，再也没有戴上”。我问他是否担心老父亲的健康。他说：“度假村里有一名医生。” 埃默特告诉我，当新冠疫苗上市后，他不打算进行免疫接种。他提到了参议员兰德·保罗最近的一条推特，该推特不准确地声称“自然获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比接受莫德纳和辉瑞公司的疫苗获得的免疫力更强。
埃默特说：“这事在上帝的手中。当你早上走出家门，到处都是风险：你可能会被汽车撞到，被闪电击中，新冠病毒不过是各种风险中的一种罢了。”
埃默特的妹妹卡罗尔·哈蒙对这场疫情持相反的看法。哈蒙在30多年里为数千名高中生教授西班牙语，于去年退休。她说：“我很幸运，刚好到了退休的时候。作为一名老教师，这是非常可怕的。” 她一直积极响应社区的防疫号召。今年春季，她看到了当地一家医院在Facebook上发布的帖子，该医院发出了自制口罩的号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缝制了一百多个口罩，把它们放在附近的停车场，有一些医院代表和几十辆车会等在那里收集。她说：“我把车停在那里，打开后备箱，然后把口罩交给他们。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对方。感觉就像毒品交易。”
哈蒙对周围人有目的的阴谋性思维感到越来越失望。她说：“当我看到人们所说和相信的一些事情时，我就在想，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人们完全否定了科学。他们如此热衷于接受错误的信息。他们无法评估来源的可信度。”哈蒙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她已经把政治看成是人们选择相信什么以及做什么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政治并不总是党派性的。
哈蒙说：“我下午看德维恩，晚上看特朗普，会想，哇，这两个都是共和党人，他们之间的差别真是天壤之别。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党派路线是统一的。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人的骗局，我试着告诉他们：‘好好想想吧。世界各地都在发生，民主党为什么要到处这么做，从中国一直到廷布克图（注：西非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通常用来泛指极远的地方，类似中文里的“爪哇国”）吗？’”
随着新冠病例的进一步上升和对感染恐惧的加剧，疫情观点的两极分化可能会缩小。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更关注疫情的美国人中，对公共卫生措施的党派分歧越来越小。但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们系统性地忽略与他们观点相矛盾的证据：他们没有改变观点，而是加大他们的赌注。哈蒙希望出现第一种结果，同时她很担心第二种结果的出现。
她说：“那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认为只有老人或疗养院的人在死亡。当我告诉他们已经有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死亡的时候，他们说，‘好吧，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心里想：天哪，你怎么能这么冷酷无情？这些都是人啊！”
最近几个月，哈蒙和她哥哥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有一段时间，他们就病毒、邮递投票、什么人值得信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认识到哥哥的观点无可救药地被错误信息、阴谋思维所笼罩，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她说：“在某些时候，你只需要走开。” 自选举日以来，哈蒙和哥哥再也没说过话。
三、赢得公众信任仍然是必需的
一个民主社会的力量取决于其公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度。由于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经济条件的不足和价值观的冲突，持有不同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病毒的原理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有些观点真的是无法立足。它们的持续存在反映了部落主义（部落主义：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不被侵犯的同时，为谋取本部族更多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部族甚至国家整体利益）的胜利，也反映了那些民选官员的懦弱，他们滥用自己的影响力却未能保护他们所服务的人民。
不过，虽然许多美国人如今固执己见，他们也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很合理：为什么在夏天发出几个月的警告后，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没有为后来的激增做好准备？大范围的社会隔离，以及企业、学校和教堂的全面关闭，其后果会不会与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相当或更严重？难道新冠不能被看作是我们每天接受的无数风险中的一个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太复杂，无法在推特中找到答案。美国的卫生系统实际上比新冠初期准备得更好：有新的方案，行之有效的疗法和更多的呼吸机都有助于降低新冠的死亡率。但是，能力的提高不仅仅是武装医院和设备。随着疫情的发展，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短缺已成为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当病毒在各地激增时，人员配置问题更加复杂。3月和4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前往纽约市和其他疫区提供帮助。然而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重灾区了，几乎整个国家都被吞噬了。病毒也迫使许多医护人员进入隔离区。
教育的中断、大量的失业、深度的隔离，怀疑论者说这场疫情的附带损害是触目惊心的，这话不假。但是，任由病毒肆虐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巨大到我们可能难以想象。50万美国人的突然死亡所造成的社会破坏，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虽然这种病毒对老年人最致命，但新冠已经杀死了数以万计的正值青壮年的兄弟姐妹，父母朋友，老师护士等。许多人失去了几十年的宝贵生命：据统计，新冠病毒共夺走了250多万年美国人的生命，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六十五岁以下的人。同时，每个死于新冠的美国人，平均有九个亲近的家庭成员，他们与朋友、邻居和同事沉浸在悲痛中。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拒绝甚至抨击防疫措施，那当疫苗即将问世的时候，损害将不仅变得更加广泛，而且变得更加扭曲。
确实，生活就是要接受某种程度的风险。即使是现在，疫情当前，新冠也只是众多危险中的一种：你仍然可能死于车祸或心脏病发作。但传染病不同于大多数其他危险，任何人得了新冠，都会直接和间接地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怀疑论者往往低估了新冠的传染性，因此也低估了他们的行为给其他人带来的风险。这种病毒还有无症状感染者，这使得它的风险更大：即使我们自我感觉健康，我们也可能在传播病毒。在家庭中，众所周知，年轻、健康的个人是老年家庭成员的主要传染源。而个人决定的后果可能会远远超出家庭范围：例如，缅因州的一场小型婚礼导致了三场独立的新冠病毒爆发，涉及大约一百七十七人。因此而死亡的七个人，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婚礼，有的人甚至住在百里之外。这就好比你醉酒驾驶，不仅可以杀死路过的其他司机，还可以杀死几天后使用同一条道路的司机。
如果所有当选的官员在疫情早期都尽可能诚恳、一致地谈论疫情。如果政客们坦率地关注民生，摒弃边缘化的声音，抵制将公共健康政策与政治挂钩，那事情也许有不同的结果，这种领导人更容易吸引处于摇摆中的政治家们，也更容易获得持怀疑态度的公民的信任。
我们现在正是要建立这种可能性。疫苗即将到来，但严酷的现实是，对于今年冬天的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国人来说，它还是来得太晚了。这些人的存亡取决于能否形成团结有效的基于民生的防疫政策。如果说，新冠疫苗限制了传染，随着疫情接近尾声，持怀疑态度者可能会更加坚定地认为没有继续防疫的必要，支持者可能也会失去说服的意愿。然而，病毒在上周杀死了一万名美国人，在我们改正方向之前，每周至少会杀死同样多的人。在这场灾难中，赢得大众的认同和接受仍然是必须的。
我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部落的一部分，一个崇尚科学、权威、专业的部落。我很容易体会医院爆满、病人垂死、医护人员不堪重负而带来的痛苦。但是我对没有看到的苦难却很难理解：失业、社会解体、犯罪率上升。选择轻视或忽视这些苦痛，不去理解体会它们，国家就会进一步分裂，并加剧了抗疫的难度。拜登担任总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看待新冠，不仅从联邦层面，同时从全国各地的州议会、医院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角度去看。拜登曾多次表示，他希望能让美国人团结起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需要倾听和回应来自数以百万计的抗疫怀疑态度者的声音。
在考虑未来的挑战时，让我们回到埃默特和哈蒙这对兄妹，他们对待疫情的观点或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不同的。像许多持相反观点的美国人一样，他们如同居住在不同的世界里。但很少有如此多的生命如此直接地依赖于互相说服、同情和理解，所以面对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严冬，我们不能放弃彼此真诚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