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一项强行让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分开的执法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尽管后来这项政策取消，但其给这些强制被“骨肉分离”的移民家庭带来了持续性的伤害。
《纽约时报》跟踪报道了一名来自危地马拉的女性和她的儿子的故事。他们三年前被迫在得克萨斯州边境巡逻站分离，三年后她终于回到儿子身边，可他们的亲密关系再也回不来了。
三年前，得克萨斯州边境巡逻站里，莱蒂西亚·佩伦正在跟她15岁的儿子约凡尼互道晚安，那个时候儿子个子还不高，1米5 都不到的佩伦还要微微俯下身把手搭在儿子的肩上，叮嘱他早点休息。
在这之前不久，佩伦母子俩刚刚结束了从危地马拉出发的漫长旅程。那天他们在狂风呼啸的沙漠中蹒跚而行数小时，他们的脚被流沙般的泥浆包裹。得克萨斯州普雷西迪奥市外的边境巡逻人员发现并逮捕了他们，将他们分别关进了牢房。精疲力竭的佩伦沉沉睡去，她没有想到一场浩劫正在等待着她。
约凡尼被带走了，他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收容所。佩伦没有钱请律师，她再一次见到自己儿子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多以后了。
当他们团聚的时候，约凡尼是联邦政府认为有资格被释放的最后一批被拘留的孩子其中之一。他们分开的26个月里，佩伦对她儿子来说只是远在1500多英里外从电话里传来的一个声音而已。约凡尼有了新的朋友，上了新的学校，学会自力更生，他们之间的纽带断裂，现在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修复。
当他们重逢的时候，约凡尼长大了，是个小伙子了，个子比妈妈高，声音也低沉了。他可以用英语对话。而他的妈妈，这段时间为了找回儿子心力交瘁，她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因为压力而引起的疾病使她的一侧脸部下垂。
大量移民家庭因骨肉分离产生的创伤引发了全国性的强烈抗议。多年后，随着成千上万的移民父母和孩子们重获团聚，公众的怒火也渐渐平息。
但是对于像佩伦这样，因特朗普政府最受争议的移民政策波及而遭殃的家庭来说，苦难并没有随着政策的结束而结束。
从某种程度上说，佩伦和她的儿子是幸运的。他们获得了一个富裕家庭的资助。这个家庭为他们安排了位于布鲁克林一个富裕社区的宽敞住宅。志愿者团体作为非正式的社工，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帮他们接听紧急电话。
但现在这类社团资源已经不多了。
“每个人在感情上、经济上、体力上都精疲力尽了，”一个叫做“移民家庭团聚”（Immigrant Families Together）社会团体的领导者朱莉·施维特·科拉佐说道，“需求量太大，我有的时候要给很多人打电话，没有人能帮我。”
有的时候，佩伦会觉得很迷茫，在她和约凡尼一起居住的家里，这里有花哨的电器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她童年时候在危地马拉的家只有泥土地面，周围的部分墙面都是用细铁丝网代替的。
在她8岁的时候，她母亲就把她送到有能力养活她的危地马拉富人家中做帮佣。
16岁时，佩伦爱上了一个和她同龄的男孩，他是富人家的儿子，但是这个男孩的家人嫌弃她贫穷的出身，又没有读过书，不允许他们在一起，后来，约凡尼就出生了，她只好把孩子背在背上，继续工作，她掸尘、扫地、拖地，每天都精疲力竭几近崩溃。
“我会对我儿子说，我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哥哥，你的妹妹，我还是你的朋友，”她说，“我们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到了2015年，她所在的城市越来越混乱，各种违法乱纪的现象愈演愈烈。帮派成员逼迫正上中学的约凡尼加入他们。她说，有一次，一名男子用枪顶着她的头，威胁说，如果每个月不交出几千格查尔（1 人民币 = 1.18 危地马拉格查尔）的保护费，就杀了约凡尼，可她哪里来这么多钱。
佩伦不想冒险，她决定向北迁移，那个时候美国边境家庭分离的现象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传到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在约凡尼一夜之间从边境巡逻站的牢房被带走以后。佩伦花了7个月的时间想尽办法要回儿子。最后，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她同意自己被驱逐出境，因为她认为如果获得自由，可以更有效地争取儿子。
获释后，她和约凡尼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定期保持联系。佩伦女士不想让儿子知道她有多痛苦。约凡尼也不想告诉妈妈，他的生活正在改善。
约凡尼在亚利桑那州的儿童收容所待了大约9个月，他称那里是他去过的最悲惨的地方，之后他被送到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寄养家庭，该家庭对他非常热情友好。父母给了他一台平板电脑，他用这台电脑和住在这个家里的其他中美洲男孩一起拍摄音乐视频。约凡尼与这对夫妇3岁的儿子感情很好，经常帮着照顾他。有几次，这家人提出了收养约凡尼的想法，但佩伦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2019年3月，为离散家庭争取利益的律师在皇后区的一个印度教清真寺做了一次演讲，出生于印度的人权活动家苏尼塔·维斯瓦纳特在偶然的情况下参加了这次演讲。她和她的丈夫史蒂芬·肖表示，他们的房子很大，之前他们经常在家中安置多元文化艺术家和各种游访纽约的活动家，他们可以接纳一位母亲和孩子。
他们表示，如果佩伦被允许回到美国与约凡尼团聚，那他们愿意为佩伦支付所有的经济费用。
距离佩伦第一次赴美两年多后，在她抵达纽约的前一天晚上，史蒂芬花了几个小时在语言学习平台Duolingo上反复练习西班牙语，他也是家里唯一有点西班牙语基础的人。
史蒂芬和苏尼塔，还有她的父母和夫妻俩的两个儿子，跟记者一起，在他们的客厅里，用温暖的笑容迎接了佩伦。当这个家庭通过佩伦的翻译问候佩伦时，佩伦很紧张地看着他们。
“旅途还顺利吗？”
“累不累？饿不饿？”
他们坐下来吃了一顿印度菜，这是佩伦第一次吃这种菜，她有点不习惯，把盘子里的食物推来推去，苏尼塔问她是否会很快参加公民身份考试。佩伦的律师解释说，佩伦拿到公民身份还得等上好多年，她的庇护案，第一步都还没跨出去。
佩伦跟大家道了晚安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是她人生里第一次不用与人共用房间。但是她感到孤独，她无法沟通，哭着睡着了。
由于没有工作，佩伦女士在等待政府批准释放儿子的过程中，又干起了她的老本行——家庭清洁工。苏尼塔一家都劝她，但佩妮坚持认为打扫的工作能让她相对平静一些，总比无所事事好。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她在拉瓜迪亚机场接到了她的儿子。但是她和她儿子之间略显生疏。在登机口见到儿子的一刹那，佩伦泪流满面狠狠拥抱了儿子。但那之后他们之间的气氛就有点尴尬，他们去取行李的一路上，约凡尼跟她都没有眼神交流。在回家的车上，约凡尼跟他在德州的朋友们视频聊天。
约凡尼的出现缓解了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欣然接受了苏尼塔一家的热情招待。苏尼塔开始辅导他阅读。她的父母渐渐喜欢上了他，因为他总是一声不响就把家务给干了。一天下午，约凡尼宣布他想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史蒂芬送给他一台二手佳能相机，约凡尼激动地快哭了。他们12岁的儿子萨提亚也开始教约凡尼弹钢琴。
事实证明，要建立家庭以外的亲密关系更加困难。约凡尼试图与他在拘留所遇到的一些孩子重新建立联系，这些孩子后来搬到了纽约，但他们住在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移民聚集地，没上高中就出去工作了。
疫情期间，一家人一起隔离了几个月，史蒂芬夫妇以及和他们的儿子后来搬去了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新家。苏尼塔的父母最终也搬了过去，但佩伦和约凡尼不得不留在纽约，这是他们的移民案必须遵守的一个条件。
但在谁来照顾佩伦母子基本需求的问题上，他们与救助组织的沟通不畅。史蒂芬认为 “移民家庭团聚 “组织每周都会送食品和日用品给佩伦母子，他只留下了足够的钱来满足佩伦的额外需求。但食物只送了几次。钱用完了以后，佩伦女士也不想再要。她为自己长期依赖这个家庭感到羞愧。
一天下午，她冲出家门，疯狂地走在大街上，问每一个看上去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她说，大多数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她。
一位秘鲁女性告诉她，她可以去一个哈西德犹太社区排队获得打扫房屋的机会，但同时提醒说，她不得不与其他会讲英语的人竞争。前几次，佩伦都是空手而归。慢慢地，她开始每周至少工作一天。
她最近有一晚说：“这份工作对我意义重大，但我并不觉它能让我离自力更生这个目标更近一些。”
佩伦说，在某些方面，她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她和约凡尼恢复了亲密关系。他们相依相伴，常常欢笑着彻夜不眠地聊天。
但即使是到现在，他们能够这样轻松地聊天了，二人对彼此还是有所保留，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开诚布公地分享这两年多的经历。
佩伦说，她已经明白了，与儿子虽然团聚了，但是他们回不到从前的关系，他们仿佛是不同的人，在一个新的起点，建立了新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像是从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