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报道，疫情中外卖平台生意火爆，解决了大半个纽约的吃饭问题，DoorDash和Uber Eats等外卖软件的营业额直线上涨，然而外卖骑手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却不容乐观。虽然没被“困在系统里”，他们的收入却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基本福利，还要冒着感染新冠、被拦路抢劫的风险，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纳塔尼尔（Natanael Evangelista）曾经是曼哈顿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餐厅因为疫情被迫关闭，他也面临失业的困境，他已经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远在墨西哥的亲人还巴望着他的经济支持。他是非法移民，英文水平也有限，可供他选择的职位少得可怜，迫于生计，他转行成为一个外卖骑手。

然而面对这份工作他顾虑重重，他的两个表兄弟也是外卖骑手，一个因为感染了新冠陷入昏迷，情况危急，另一位在送餐过程中遭到袭击自行车也被偷了。

纽约十月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3.2%，数十万的纽约人失业。DoorDash、Uber Eats和Grubhub等外卖平台正好需要大量的外卖骑手来满足因为疫情在家办公人员的用餐需求，于是许多绝望的失业人员转而选择为这些外卖平台工作。

外卖骑手保障了纽约人民的安全和用餐需求，然而他们本身的工作环境堪忧，在疫情之前他们的工作就有着各种弊端，疫情如同催化剂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最近激增的新冠人数意味着在送餐过程中因为接触而感染上新冠的风险大大增加。伴随着失业率而来的犯罪率也节节攀升，导致袭击外卖骑手和自行车盗窃事件频频发生。

“送餐是个高风险的职业，我真的很害怕。” 纳塔尼尔如是说。

还有一些骑手抱怨说出于安全的考虑很多餐馆拒绝让他们使用厕所，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随身携带塑料瓶来解决问题。

各大外卖平台赚翻，外卖骑手激增

疫情期间各大外卖平台的骑手人数激增。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根据一些相关组织统计，纽约疫情爆发以来增加了大约5万名外卖骑手，自今年3月以来，仅Uber Eats一家外卖平台在纽约就增加了3.6万名外卖骑手。

疫情期间整个国家的外卖需求大增。财富管理公司D.A. Davidson的高级网络分析师汤姆 (Tom White) 说，“疫情无疑是收入增长的有利推动因素，各外卖平台的销售额突飞猛进。”

今年7月至9月，Uber Eats的外卖服务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额为14.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的销售额为6.45亿美元。

DoorDash不久前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公司在截至9月的9个月中实现收入19.2亿美元，而去年同期的收入为5. 87亿美元。DoorDash控股的另一家外卖平台Caviar，截至9月份，该公司共接到5.43亿订单，而去年同期仅为1.81亿。

DoorDash和Uber Eats都声称在新冠期间为外卖骑手提供了诸如提供病假工资等保障措施。

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表示他们为外卖骑手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比如提供口罩、手套、洗手液和湿巾，低成本的远程医疗预约服务等。Uber Eats公司的发言人梅根·卡瑟利 (Meghan Casserly) 说，“我们保证小费100%归外卖骑手所有，”她说，Uber Eats已经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员工提供了1000万包括口罩、湿巾和洗手液在内的安全用品。

“自新冠危机以来，我们积极采取行动保护第一线的骑手们，”DoorDash的发言人贝基(Becky Sosnov)说。去年，该公司被曝将小费用于算在员工工资里而引来一片骂声。最近，该公司又被指控在如何分配小费的问题上误导消费者，其在华盛顿特区与原告刚刚达成了250万美元的和解并声称他们已经改变了薪酬模式。

收入无保障，平台也不给保险

我们采访的其他送餐平台的骑手们表示，他们的合法权益依然得不到保障，有时他们无法收到全部小费。一些送餐平台声称，包括小费在内，骑手每小时的收入可达22美元，然而许多司机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赚到这么多钱。

最近的一个周六，外卖骑手埃德加(Edgar Usac)正在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公园里等待订单。他说，经过四个小时的等待，他才赚到了11美元。另一名35岁的骑手以利亚 (Elias Pacheco) 说: “到目前为止，我今天赚了32美元。我今天早上10点半就开始工作，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纳塔尼尔说，情况好的时候，他5、6个小时大约能挣100美元。但生意不好的时候一天只能挣到42美元，以前在市中心的餐厅打工的时候，一小时大约能挣15美元。

外卖平台的骑手根据每次送餐时间和路程获取报酬，外加小费。作为赚外快的行当还是相当不错的，但对于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就有点艰难了。

康奈尔大学工人研究所劳工与政策研究主任玛丽亚(Maria Figueroa)说：“疫情确实使外卖骑手的境况雪上加霜。由于工资低，一个外卖平台的工资不足以保障骑手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为多家外卖平台工作，整个市场的骑手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

玛利亚说，把骑手定性为自由职业者，外卖平台就不必支付医疗保险、退休福利或工伤赔偿，从而最大程度低削减了运营成本。

小费没着落，还得自己买电动车

骑手们说，外卖平台并不总是会给他们所有的小费，有时甚至会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37岁的建筑工人古斯塔 (Gustavo Ajche) 在今年春天纽约封锁期间失业，于是转行外卖平台骑手。他说，在他投诉自己没有收到小费后，就被叫Relay的外卖平台列入了黑名单。他说：“他们不管我们这些骑手的死活”。

有一次，顾客给了他10美元的小费，这10美元的小费清清楚楚写在餐馆的收据上，他把收据拿给记者看，但是外卖平台并没有把这10美元给他。

Relay是一家主要在纽约市提供外卖服务的小公司，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 (Alex Blum) 将这个错误归咎于失误，是工作人员没有手动将小费输入系统而造成的误会。亚历克斯说，Relay付给快递员每小时11.80美元，符合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是在多家外卖平台同时工作的交叉骑手也能享受这个待遇。但该公司现在疲于应付各种诉讼，很多骑手们声称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36岁的奥托尼尔（Otoniel Timoteo），5月的时候被皇后区的餐馆裁员后成了一名外卖骑手，“平台不会在乎的，你的生活、你的车，”他说， “我们毫无权益可言，我们一旦提出任何要求，我们就会被拉入黑名单，为了生存下去，除了无底线的妥协，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早在纳塔尼尔还没有在外卖平台接单之前，这份工作已经让他欠债累累。他花了2000美元买了电动车，为电动车买了两把锁花了200美元。他还要买安全头盔，甚至一家叫Postmates的外卖平台还要他自掏腰包买下65美元的外卖送餐包。

他的弟弟埃诺克（Enoc），也是因为疫情失去了在餐馆的工作，最近刚刚签约成了外卖骑手。纳塔尼尔没有办法给弟弟提供更好的选择了。“这份工作的薪水确实不高，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工作供我们选择。”他说：“我们至少得先想办法活到有更好工作出现的时候吧。”

保障骑手合法权益困难重重

由于外卖骑手是独立员工 （独立员工是指跟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按需为雇主工作的雇员，由于雇佣关系松散，往往得不到普通雇员的权益保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最低工资保障、也没有加班费或其他医疗保险福利。非法移民的情况就更糟，他们不能领失业金，万一不幸染上新冠也没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相关救助。而这些毫无保障的非法移民占了纽约骑手的大多数。

两年前，纽约市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为Uber和Lyft等叫车应用平台的司机设定了每小时17.22美元的最低工资，但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外卖骑手。纽约州试图将独立员工重新归类为普通雇员，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一努力还未得到立法部门的支持。

在加州，雇用独立员工的公司在选举日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选民投票通过了一项全民公投，允许这些公司继续将这些工人视为独立员工。这意味着公司依然可以以极低的成本雇佣这些人，并且合理规避为他们提供各种保险和权益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