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刊发了一个长篇故事，《试图推翻朝鲜政权的地下运动》，看着像一个谍报大片。本文为读者供稿，不代表加美财经观点。全文编译自纽约客网站，本文英文作者为Suki Kim，文中的我，是指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11/23/the-underground-movement-trying-to-topple-the-north-korean-regime

2019年2月22日下午，一名高大的亚洲男子按响了朝鲜驻马德里大使馆的门铃。他的名片上写的是马修·赵(Matthew Chao)，是Stone Baron 资本的投资者，在多伦多和迪拜都有办公室。

当他被允许进入时，九名二三十岁的男子带着弹丸枪、刀和金属棒冲了进去。他们用黑色头罩蒙住脸，用带子和手铐绑住四名工作人员，把他们赶进一间会议室，然后把一名使馆高级官员带到地下室，他的妻子和8岁的儿子被关在一楼的一个房间里。

大约30分钟后，附近一家健身房的一名员工开车经过大使馆，遇到了一名女子，她满脸是血，从二楼的阳台上跳了下来。健身馆的工作人员叫来了救护车，当救护车来的时候，这名女子告诉医护人员有入侵者在使馆杀人。

不久，警察按响了大使馆的门铃。这位高个子的亚洲男子，现在戴着一枚印有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恩头像的徽章，出来告诉警方，之前有一场误会。

晚上9点40分，大多数闯入者开着使馆的车离开了。一辆用奥斯瓦尔多·特朗普名义叫的的Uber在附近停了下来，闯入者最后两名成员坐着车离开了。

随后，朝鲜人走出大使馆，看上去被打得遍体鳞伤，披头散发。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张名叫马修·赵的意大利身份证。

那是朝鲜和美国关系的微妙时期。

2017年，两国似乎处于战争边缘，特朗普警告朝鲜，如果继续与美国对抗，朝鲜将面临“炮火和怒火”。一个月后，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特朗普在联合国的第一次讲话中，威胁要“彻底摧毁朝鲜”，称金正恩为“火箭人”。但后来特朗普似乎改变了主意，2018年6月，他在新加坡会见了金正恩，这是两国领导人首次在双边峰会上会面。特朗普承诺与金正恩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朝鲜驻西班牙使馆发生的这起事件，正好在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河内再次会晤的五天前，那次会晤双方讨论了朝鲜的核武器计划。

西班牙政府开始调查，3月13日，《国家报》将这次突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并暗示袭击者一直在寻找前驻西班牙大使金海哲(Kim Hyok Chol)的信息，金海哲现在主导与美国的谈判。

河内峰会并不成功。白宫声称，朝鲜要求结束几乎所有制裁，但不承诺任何回报，特朗普最终放弃了谈判。

3月14日，《世界报》报道称，韩国政府可能也参与了使馆发生的事件。不久之后，《华盛顿邮报》报道，事实上，突袭大使馆的是一个名为cheollima Civil Defense的“秘密组织”。不久，西班牙一家法院确认参与者是美国、韩国和墨西哥公民，并发布了逮捕令。3月下旬，朝鲜外交部称此次闯入事件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并要求西班牙当局“将恐怖分子及其操纵者绳之以法”。

当时我在纽约的家中，看到了 “墨西哥国民被控闯入朝鲜西班牙大使馆 ”的新闻标题，报道确定了C.C.D.的领导人是阿德里安·洪。我不由得坐直了身子。

2003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韩裔美国学生会议上认识了阿德里安，我应邀在会上谈论自己新出版的小说。阿德里安当时代表的是耶鲁大学，他在那里读本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此后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直到2014年，他通过Twitter和电子邮件又与我联系上了。

当时我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字是《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卧底在朝鲜精英之子中》，书中内容是根据我在平壤6个月生活的经历—— 与二百七十朝鲜年轻人呆在一个锁闭的大院里，他们将成为朝鲜国家的未来领导者。

阿德里安的信息很模糊但是又很坚持。他想见面讨论朝鲜问题，但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我们没能见面。

现在轮到我给他发电子邮件了，虽然并不指望能收到回复，毕竟西班牙和朝鲜政府一直在追捕他，也不清楚美国是否会试图找到并引渡他，他也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话。

但是，几秒钟后，我的电话响了。是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和他父亲一样，教跆拳道，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当我问他信仰什么时，他说，“我规定不讨论个人信仰。我更关心信仰自由。”

第二天，一个戴着棒球帽、穿着黑色风衣的高个子亚洲男子走进了时代广场达拉斯烧烤店。当时是晚上9点半，餐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坐在一个角落的小隔间里，阿德里安背对着墙。他向我要了手机，并把我的手机和他自己的手机放在了一个黑色的袋子里。

“这样一来，不受欢迎的那些人就不会听到了，”他说。

他的长发梳成所谓的男人发髻，留着山羊胡，看起来就像一个刚从国外背包旅行回来的学生，疲惫但机警。

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在享用一盘烤排骨配通心粉和奶酪的时候，阿德里安向我讲述了在马德里发生的故事，以及一个由他所谓的 “自由战士 “组成的秘密网络，其中包括一些在朝鲜内部试图推翻金正恩政府的人。

阿德里安在解释为什么给这个组织取名为 “Cheollima Civil Defense（CCD） ”时，将其比作韩国几千年历史上的 “义军，当政府失败时，民兵自发动员起来”。

2019年3月1日，也就是袭击发生一周后，也是韩国脱离日本统治35年的独立运动开始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天，CCD把自己改名为Free Joseon（自由朝鲜，Joseon是指的朝鲜历史上的李氏王朝）——即是为了纪念延续了500年的这个朝鲜王朝，也是朝鲜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并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朝鲜成立了一个流亡政府。

该集团目前正试图从民间组织过渡到临时政府。媒体基本上忽略了这段视频，但是，这是第一次有组织地反对朝鲜的独裁统治。

阿德里安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被大使馆里的人放进去的。“如果你受到邀请，就不再是非法侵入了，”他说。

与西班牙媒体的猜测相反，自由朝鲜不是任何政府或情报机构的一部分。阿德里安说，“我从来没有为CIA或FBI的任何人工作过，也没有得到过报酬，也没有接受过培训，也没有和他们合作过。”

没有发现阿德里安受雇于这两个机构的证据，但他肯定与他们有某种关系。曾在乔治·布什政府担任朝鲜人权事务特使的杰伊·莱夫科维茨告诉我，民权倡导者和政府官员建立非正式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

“阿德里安当时在最前线，”莱夫科维茨说。

阿德里安告诉我，自由朝鲜依靠的资源包括“义务劳动、信用卡，以及任何政府都不会冒险去做的事情”。不过，要建立临时政府，该小组也需要得到承认。据阿德里安说，计划是设立大使和内阁。

他说，自由朝鲜最初得到了联邦调查局成员的暗中支持，但他坚称，美国官员后来开始攻击这个组织。《华盛顿邮报》报道后的几天内，西班牙法庭就得到了参与突袭行动的人员名单。

最后，阿德里安说，“美国政府站在了朝鲜一边。”

我们凌晨1点离开了餐馆。当阿德里安打开手机时，里面全是来自他的团队成员的紧急信息，主要担心他的安全。他让我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穿过时代广场。

阿德里安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发短信。他藏起来了，但我没有问他在哪里，因为我认为我们的通信是被被监视的。尽管如此，但他从未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写的词句崇高但是有点空洞，但当他描述“自由朝鲜”将朝鲜人民从迫害中解放出来的目标时，就变得精确而专注。他告诉我，“我对朝鲜没有特别的热情，除了对我而言，朝鲜在文化上很容易接近，而且我在文化上有能力代言朝鲜……这只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象征着为邪恶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才能和坚韧。”

阿德里安于1984年出生在提华纳，他的父母从韩国移民到这里。父亲是一位跆拳道大师，后来改信基督教，成为一名传教士。阿德里安六岁时，全家搬到了圣地亚哥，但他父亲在墨西哥创办了一家孤儿院，阿德里安经常回到那里，分发人们捐赠的物品，帮助无家可归者。

之后，他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执行了救援任务。据当时认识阿德里安的人说，他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宗教，不如说是出于人道主义。阿德里安和他父亲一样，教跆拳道，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当我问他信仰什么时，他说，“我规定不讨论个人信仰。我更关心信仰自由。”

“如果你和阿德里安在一起三个小时，他就会让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些你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李说。

在耶鲁大学，阿德里安开始对朝鲜人的困境感兴趣。2003年访问洛杉矶时，大三学生阿德里安和比他大八岁的单口相声演员保罗·金(Paul Kim)坐在威尔夏大道一家名为Blink的咖啡馆里。他们是在校园活动时认识的，经常讨论成立一个帮助朝鲜人的组织。

他们中的一位抬头看了看咖啡馆的招牌，决定去掉店名中的“B”，就此给新成立的朝鲜自由链接组织(link-Liberty)取了个名字。

第二年年初，在阿德里安组织的耶鲁大学韩裔美国学生会议上，这个组织正式成立。

保罗·金告诉我，link-Liberty的百分之九十都是阿德里安，几年后，他不怎么参与了，这个组织一直在招募大学生，保罗说，他们 “需要成为某件事的一部分。很多年轻人都加入了兄弟会。他们不想孤独。”

阿德里安则说，“我在Xanga上建立了link-Liberty。”

Xanga是一个基于博客的社交网络，当时在亚裔美国人中很流行，他从1999年起就活跃在那里。保罗的看法是，亚洲人比大多数其他群体更喜欢上网。每周去两三个大学校园，阿德里安会换上他的一件 “破西装”，做关于朝鲜恐怖生活的演讲，有时还会放映纪录片《首尔列车》，片中讲述了逃往中国的叛逃者。阿德里安还找来美国亚裔歌手、说唱歌手和舞蹈团，为他的演讲伴奏。

34岁的韩裔美国演员李基宏(Ki Hong Lee)曾出演过Netflix的情景喜剧《铁饭碗》(Unbreakable Kimmy Schmidt)。2005年，李基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时，在韩裔美国学生大会的一次活动上认识了阿德里安。

“如果你和阿德里安在一起三个小时，他就会让你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些你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李说。

李帮助在伯克利建立了“链接”的一个分部，最终他和阿德里安前往韩国，成为一个名为“阳光计划”的外展项目（注：旨在帮助和鼓励社区中处境不利的成员）的志愿者，项目旨在唤起人们对朝鲜人民苦难的关注。

阿德里安在大学四年级时从耶鲁辍学，在曼哈顿的韩国城高丽书店楼上建立了link的临时总部，然后搬到了华盛顿特区。那会儿link已经有近70个地方分会。一位帮助link起步的朋友告诉我，“阿德里安知道，为了做成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时候你必须不那么遵守外交规则。”

他觉得，由于美国政府可能每四年更换一次，朝鲜政权发现等待事情过去并维持现状很容易。阿德里安钦佩那些能带来巨大变化的人：其中有安昌浩，早期韩国独立运动的领袖。阿德里安把他比作托马斯·杰斐逊，还有马丁·路德·金。阿德里安很喜欢金博士对好撒玛利亚人寓言的解释——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不要问 “如果我停下来帮助这个人，我将会怎样？”，而是要问 “如果我不停下来帮助这个人，他将会怎样？”

2004年,乔治•布什签署了朝鲜人权法案，使朝鲜人普遍获得了在美国政治庇护的资格。两年后，阿德里安和另外两个Link成员前往延吉市，在中国东北。他们遇到了从朝鲜逃出来的四名妇女和两个年轻的男孩，他们躲在一个地下掩体之中。

如果这些叛逃者被当局抓住，可能会被送回朝鲜，在那里他们将被关押在劳改营，并有被处决的风险。阿德里安和Link的工作人员陪同他们坐了20个小时的火车前往沈阳美国领事馆申请庇护，但是领事官员把他们拒之门外，并通过一条可能被窃听的电话告诉阿德里安，让他去约400英里外北京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阿德里安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大使馆也指示他去联合国难民署。最后，阿德里安为其他联络员和叛逃者租了一辆面包车，自己则乘飞机继续旅行。警方在高速公路上拦截了这辆面包车，并逮捕了车内所有人。

阿德里安在北京的一家酒店被捕，他和其他Link成员在被驱逐出境前被监禁了大约一周，而那些这朝鲜人则被拘留了六个多月。在受到link和其他活动组织的巨大压力后，叛逃者最终被释放，并飞往韩国。

2007年，阿德里安在Freekorea网站上写道，美国领事馆的行为是“不可接受和可耻的”。他说：“我去年12月的经历告诉我，《朝鲜人权法案》通过三年之后，朝鲜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阿德里安一点也不激动。他是个实干家。他明白与某个政权打交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没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布什政府的特使杰伊·莱夫科维茨说，阿德里安是一位“高效而热情的倡导者”。

Link已经在世界各地有了100个分会。然而，阿德里安在中国的经历改变了他内心的某些想法，2008年，他突然从组织辞职了。据一位当时认识阿德里安的记者说，他似乎要断绝与以前生活的联系。阿德里安说他要离开华盛顿，还换了电话号码，以至于这位记者想知道阿德里安是否会从政或从事情报工作。

阿德里安开始把自己打扮得老一些，蓄起了胡子，把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他告诉一个朋友，“没有人会听一个二十多岁的人的。”

那一年，阿德里安创办了一个名为朝鲜研究所的智库，为朝鲜政权倒台后建立公民社会制定计划。阿德里安向我指出，朝鲜缺乏独立的法院、负责任的警察、知情的公民、非政府组织和自由的媒体。除了已经停运的网站，没有太多证据能证明研究所的工作。

该网站列出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其中包括一名英国议员，还有蒙古和利比亚的前领导人。利比亚前副总理阿布沙格尔，曾因反对卡扎菲而流亡31年，他形容阿德里安“真诚”，并对金正恩和卡扎菲之间的相似之处感兴趣。

他说，“阿德里安知道我在反对派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认为这段经历可能会帮助他。”

阿德里安继续在幕后工作。2009年，记者Lisa Ling在一个活动中感谢阿德里安帮助她解救了妹妹，她的妹妹劳拉在朝鲜边境进行报道时被拘留了140天。

2009年至2012年，阿德里安担任TED的研究员，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呆了一年。TED奖学金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埃梅卡·奥卡福告诉我，“阿德里安一点也不激动。他是个实干家。他明白与某个政权打交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没有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阿德里安在革命期间去过利比亚，在卡扎菲倒台后，他和一位名叫苏莱曼·巴希特的活动家、TED研究员一起为受伤的平民提供医疗服务。

然而，阿德里安发现非政府组织和倡导组织的世界并不令人满意，他告诉我，“所有人都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多年来，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都投票通过了谴责朝鲜政权侵犯人权的决议。2014年，联合国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这些违法行为的严重性、规模和性质表明，这个国家在当代世界找不到任何相提交论者。”

今年1月，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发表最新的《世界报告》(world report)时，亚洲倡导部主任约翰·西夫顿说，“北韩人民不断受到监视，每天都面临监禁、酷刑、性虐待和处决的威胁——这种情况自1948年以来一直如此。”

特朗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峰会，如果说有的话，也是让事情变得更糟。联合国安理会有十五个成员。2019年12月，其中8个支持召开会议，讨论朝鲜侵犯人权的问题，就像安理会过去所做的那样。为了继续进行，需要第九个成员签字。美国拒绝了。

阿德里安借鉴了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在内的其他独立宣言。还引用了中国国歌中的一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通过大学讲座、巡演、音乐会和糕饼销售，来提高人们的意识是不够的，”阿德里安告诉我。“通过在地下工作营救难民是不够的。宣传，试图说服政府改变他们的政策，做正确的事情，是不够的。所以剩下的就是直接行动。”

2010年，阿德里安创立了Cheollima Civil Defense，但他并没有向公众公布这个组织的存在。Cheollima对外界来说，是韩国的飞马公司(Pegasus Strategies L.L.C.)。在这几年里，他说自己在飞马公司(Pegasus Strategies L.L.C.)担任董事总经理。

2014年，阿德里安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就“为新朝鲜准备新基础设施的项目”征求意见。五年后，在达拉斯烧烤的时候，他解释说，他一直想把我招进Cheollima Civil Defense组织，也就是现在的自由朝鲜(Free Joseon)。

他说:“我已经准备了15年了。我一直在审查人们，观察他们的工作。这一领域的一些人是出于职业动机。有些是自恋，有些人真的相信世界会更美好。这些人就是我要找的。”

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说出了有关朝鲜的真相，阿德里安似乎把我当成了和他一样对这个国家感到心碎的人。

2015年1月1日，阿德里安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最后一条推特引用了韩国1919年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看！一个新世界正在我们眼前来临！强权的时代已经过去，道德的时代已经到来。“

他的上一篇评论文章是在《大西洋》上刊登的，内容是关于电影《采访》，这是一个滑稽的故事，讲述了两个美国白人英雄杀死邪恶的独裁者并拯救朝鲜的故事，据说朝鲜政府黑进了制作该片的索尼公司的网络系统——朝鲜否认了这一点，但称这次攻击是正义的。

许多人认为《采访》令人厌恶，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牺牲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国家为代价来自娱自乐的典型。阿德里安写道，“朝鲜人终将获得自由的一天不会很远，被解放的集中营幸存者将不得不认识到，这个世界更感兴趣的是压迫者的古怪行为，而不是被压迫者的折磨。”

2019年6月，我飞往欧洲，会见了自由朝鲜的两名成员和他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在一个肮脏、空无一人的中餐馆见面，地点在一个我答应不透露名字的城市。(阿德里安的律师、负责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的前特使李·沃罗斯基(Lee Wolosky)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通知他，朝鲜政府的特工已受命杀死阿德里安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

自由朝鲜主要在朝鲜半岛以外的地方组织活动。有三万三千个叛逃者在韩国，但从1978年到1991年叛逃前一直在朝鲜外交部工作的高英焕告诉我，由于韩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公民提出建立流亡政府可能面临法律后果。朝韩两国的关系往往因哪一方控制韩国政府而有所不同。文在寅领导的本届政府推动与朝鲜的接触，而叛逃者担心因煽动反对朝鲜而失去新公民身份。

我在餐馆遇到的两个人是西方人。他们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部分是因为他们觉得那些被认为是朝鲜问题专家的人——记者、决策者和学者——经常歪曲朝鲜社会的运作方式。“没有哪一个学科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却不讲这个领域的语言，”其中一位告诉我。一些著名的叛逃者的证词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他们通常不会说英语，以假身份生活。

第三个人来自朝鲜。2008年前后，该成员叛逃到首尔并与阿德里安见了面；他们讨论了解放朝鲜人民的方法。这位成员说，朝鲜人民就像“井里的青蛙”，“他们对外界感到好奇，但即使是社会中最有特权的成员，也会因为对世界缺乏了解而受阻。”

该成员说，“我们需要一个以行动为导向的国际网络，而阿德里安正符合要求。他专注于在西方结交朋友。”另一名成员补充说，“作为一名非朝鲜人，阿德里安实际上做了我只见过的朝鲜难民才做的事，冒着生命危险，却不宣传。”

到2014年，这两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其中一人说，“它没有任何薪水、头衔、总部或徽章。但我们有战略和愿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实体在努力代表朝鲜人民，而不是朝鲜这个国家。”

阿德里安写了该组织独立宣言的初稿，其他成员进行了修改。这份文件旨在吸引保守派和自由派、叛逃者和仍在朝鲜境内的人、朝鲜人和非朝鲜人。一名自由的朝鲜成员告诉我，“我们既不反对统一，也不支持统一。”

阿德里安借鉴了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在内的其他独立宣言。还引用了中国国歌中的一句话，“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2017年春天，四五十名自由朝鲜组织成员聚集在纽约。他们确定了一些优先事项，其中之一就是营救杰出的朝鲜人。近年来，大约有1000名外交官、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医生和其他被认为忠于朝鲜政权的公民叛逃。由于这些精英比普通民众受到更严格的监视，需要精心安排才能逃离这个国家。一旦叛变，他们就会把自由朝鲜和其他精英联系起来。

通常，当这些叛逃者被认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他们的逃跑被周知，在朝鲜的家人可能会被杀害。由朝鲜最初的领袖金日成制定的“世代惩罚”，延续了三代。2018年，朝鲜代理驻意大利大使和他的妻子逃离了朝鲜驻罗马大使馆，躲藏在首尔。他们十几岁的女儿被遣返回朝鲜，从此杳无音信。

“这就是北韩人留在原地的原因。想抗议，就需要准备好为你所爱的人的死亡负责，”自由朝鲜的一个成员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不会发生内部起义。这就是这个组织成立的原因。”

朝鲜的其他行动旨在揭开金氏家族的神秘面纱。2019年3月11日，在马德里大使馆事件发生几周后，“自由朝鲜”的成员在朝鲜驻吉隆坡大使馆的墙上喷涂了“自由朝鲜”和“我们将崛起”的字样，以及“自由朝鲜”的标志。

九天之后，他们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人从马德里大使馆的墙上移走了镶有前伟大领导人——金正恩的父亲和祖父——的肖像，并将它们砸在地上。这些照片在朝鲜是神圣的，对普通民众来说，毁损它们是不可想象的。塔夫斯大学弗莱彻学院的韩国研究教授Sung-Yoon Lee告诉我，“这个禁忌已经被打破了。这有很强的历史象征意义。”

自由朝鲜组织的一名成员说，“这个组织的全部意义，在于成为一个公共象征，这样，国外和国内的朝鲜人就可以看到，他们还有抵抗的希望。”

我在欧洲会见的三位代表说，该组织有数百名成员，分布在10个国家。阿德里安估计，在超过15个国家里，有数千人。这两个数字都无法核实，含糊似乎是有意为之。该组织以分散的方式运作，因此，如果一名成员被捕，其他成员不会受到危害。会员使用呼号通过加密平台进行通讯，如果他们在现实中见面，通常不会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保密是必须的，因为“一个松散的环节就会暴露内部人员”，一名成员告诉我。自由朝鲜内部的分隔保密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的结构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朝鲜体制的不透明。我越是试图跟随自由朝鲜，就越明显，阿德里安是唯一一个真正了解这个团体的人。

在美国，一名自由朝鲜成员告诉我，他参与了几次行动，都是营救精英叛逃者的行动。他说，除了核心成员，还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很谨慎的工作，他称他们是“可信的消息来源”。

他在洛杉矶日落大道的一家冰淇淋店为我安排了一次会面。一位30岁左右、挑染金色的年轻亚洲女性走到我面前，对我说了一句事先安排好的话，“我希望你喜欢冰淇淋。”

八年前，这位女士通过她所在的教堂认识了阿德里安，她帮助这个组织做网页设计，偶尔也会给它一点捐款。她坐在一张面对繁忙十字路口的桌子旁，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名身穿卡其布军装夹克的男子坐在沙发上，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上面显示了他的姓名、官方职位和流亡目的地。她说，这名男子曾是朝鲜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自由朝鲜通过假装事故帮助他叛逃。显然，朝鲜政府宣布他失踪了，但他现在用假名住在只有该组织知道的地方。

其他的人则是为了一次行动而被招募的。现年26岁的Charles Ryu是在朝鲜长大的孤儿。14岁时，他逃到中国，但被捕后被遣送回朝鲜，关进了劳改营。16岁时，他又逃了出来。

Ryu现在是一名软件工程师，2017年，他以IT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link。他与阿德里安交换了电子邮件，但直到2019年2月，他才与阿德里安见面，并飞到马德里帮助他。

“这是一种荣誉，”Ryu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私人关系，我和阿德里安之间的兄弟情谊。”

他称马德里的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他叛逃以来最接近朝鲜领土的一次（注，使领馆会被认为是所在国的领土）。Ryu告诉我，“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了我可以再次和朋友和邻居在一起的那一天，真的太神奇了。”

金韩松谈到了他和祖父一起去钓鱼的事。这个故事听起来温馨而亲密——然后克里斯才明白金韩松尔说的是朝鲜前领袖金正日。

2017年2月14日晚9点，克里斯·安(Chris Ahn)在马尼拉一家背包客旅馆的屋顶酒吧里喝着当天第五杯圣米格尔啤酒。他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

克里斯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的MBA学位之前曾在费卢杰服役。当一位好友建议他去家乡度假时，他正处于咨询工作之间。在最后一刻，朋友要工作，所以克里斯独自前往。

在酒吧里，他的手机响了，是阿德里安。

克里斯有做志愿者的历史。高中时，他积极参加Key俱乐部（注，一个学生公益组织），从伊拉克回来后，他在一个老兵维权组织工作。

克里斯的父母是韩国移民，在洛杉矶市区开了一家服装店。高中三年级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克里斯继承了商店。这家人搬到了离这里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奇诺山，很多韩国人都住在那里。克里斯照顾他的母亲、祖母和一个弟弟妹妹。2000年，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2005年，他被部署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加入了自己营的情报组。

费卢杰营(的炮兵连中士迈克尔·戴维斯、形容克里斯是“一个优秀的全美男孩”，并告诉我，他“因为对国家和海军陆战队同胞的奉献和献身精神而出类拔萃”。瑞安·费希尔是我在商学院的朋友，他告诉我，宣布本·拉登死亡的那天晚上，克里斯带着一面美国国旗去了一家酒吧的老兵聚会。“它真的很大，”费舍尔说。“没有多少人有这么大的旗帜。他骄傲地挥舞着它。”

2009年，一个共同的熟人把克里斯介绍给了阿德里安，两人在圣地亚哥一家名叫洛丽塔的墨西哥卷饼店相识。比起朝鲜的具体情况，克里斯更关心帮助朝鲜的具体想法。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克里斯告诉我。“对我来说，这就是美国人的做法。”

阿德里安带克里斯去朝鲜研究所开会，朝鲜研究所在纽约有一间办公室，一些朝鲜叛逃者——包括一名前军事官员——在那里讨论朝鲜的局势。2011年，他们还在华盛顿与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美国政府官员会面了半个小时。克里斯说，“他们与阿德里安所做的事情非常合拍。”

电话里，阿德里安问克里斯他在哪里。当克里斯告诉阿德里安他在马尼拉时，阿德里安说，“天啊，太完美了。你知道金正男的遭遇吧？”

克里斯知道。就在阿德里安打电话的前一天，金正日的长子在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妇女暗杀，她们在他脸上涂抹了神经毒剂。这次暗杀被认为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恩下令的，目的是消灭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

阿德里安告诉克里斯，他刚接到金韩松的电话（被认为是金正男的长子）。据阿德里安说，他们是在2013年左右通过一名共同联系人在巴黎结识的。穿着一双Gucci鞋的金韩松告诉阿德里安，很关注他在朝鲜的工作。

两人保持着联系。阿德里安告诉我，“从没见过这么有钱的孩子。金正男一生中积累了大量现金。”父亲死后不久，金韩松l就注意到，通常守在他家的澳门警察已经消失了。他打电话给联络人，告诉阿德里安，他和他的母亲及妹妹需要尽快离开澳门。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金韩松会引起各国及其情报机构的兴趣，有人认为金韩松是前伟大领袖的合法继承人，对抓住他的人(无论死活)，都是有价值的筹码——阿德里安称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阿德里安当时在美国，他问克里斯，“你今晚能去台湾机场接他们吗?并且确保没有人跟踪他们。”克里斯把一些衣服扔进背包里，直奔机场。他到达台北时已经过了午夜。他有金韩松的航班号，克里斯在门口找到了一个小摊位，金韩松和他的家人可以坐在那里，扫看人群，看有没有威胁。

这家人当天一大早就到了，戴着口罩，这在当时的亚洲很常见。金韩松大约1米77高，穿着长袖衬衫和外套，卷起一个手提箱。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的中年妇女，这让克里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金韩松的妹妹穿着牛仔裤，看起来像是十几岁。阿德里安告诉他们，克里斯将穿着一件黑色T恤，戴着道奇队的帽子，名字是史蒂夫。

金韩松看到克里斯说，“史蒂夫？”

克里斯点点头说，“我们走吧。”

克里斯用英语与金韩松和他的妹妹交谈，用韩语和他们的母亲交谈。当金韩松的母亲问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时，金韩松说，“我信任他”，他指着克里斯，“因为我信任阿德里安。”

然后，克里斯把这家人带到一个有私人房间的机场休息室。克里斯把金韩松的妈妈和妹妹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们自己的iPad，打开Netflix。妹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他想起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克里斯和金韩松坐在隔壁的房间里。

一个小时后，阿德里安打电话给克里斯，告诉他组织正在与三个国家协商接收韩松和他的家人。

克里斯试图通过谈论美国食物来转移金韩松的注意力。他描述了美国的烧烤，以及不同地区的烹饪技术如何产生不同的风味。然后他问金韩松，“哟，有点狂野，你来自朝鲜——那是什么样子的?”

金韩松谈到了他和祖父一起去钓鱼的事。这个故事听起来温馨而亲密——然后克里斯才明白金韩松尔说的是朝鲜前领袖金正日。

那天晚上，阿德里安打电话给克里斯，说有一个国家同意收留金韩松的家人，而且他已经买了三张飞往阿姆斯特丹郊外史基浦机场的机票。当时他们已经在台北机场呆了十八个小时。

在登机口，克里斯陪同这一家人穿过队伍，把他们的机票和护照交给登机口工作人员。当工作人员检查他们的护照时，很吃惊，然后坚定地说:“不，他们不能上飞机，来的太晚了。(由于金正男在那周早些时候在亚洲的另一个机场被杀，他们的护照可能引发了警报。)”

克里斯看了看队伍，说，“但是还有人在登机。“

工作人员开始大叫。“他们不能上！”

克里斯给阿德里安打电话，用免提，这样他就能听到谈话了。那人接着说，“你很清楚为什么他们不能相处。”

克里斯和家人退到休息室。几小时后，两名自称是中情局官员的男子出现了，一名是名叫维斯的韩裔美国人，另一名是年长的白人男子。

其中一人注意到了克里斯在伊拉克战争时留下的纪念手镯。克里斯告诉他们，他是一名老兵，并补充说，“我爱我的国家，但我现在不在美国，我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不需要和你说话。”

他们要求和金韩松说话。克里斯告诉金韩松。，“我认为在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你不应该和任何人交谈。”

第二天早上，机场工作人员到达了。他们显然更友好，还帮克里斯订了去阿姆斯特丹的新票。

金韩松似乎松了一口气。但维斯告诉克里斯，他将陪同他的家人乘坐飞机。这让克里斯很担心。在他们分手之前，克里斯在阿德里安的指示下，用他的手机拍下了金韩松感谢他和阿德里安确保他安全的照片。(在Cheollima Civil Defense组织的网站上，组织感谢了当时的荷兰大使洛迪·恩布雷什，他批准了金韩松的过境，并承诺会帮助他的家人。)

他们还一起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一种保险政策，”克里斯告诉我。”为了证明我们没有绑架金韩松。”

这段视频还证明，在他父亲被暗杀后的几天，金韩松还活着。三周后，这段视频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全世界都知道了金韩松的存在，也知道了Cheollima Civil Defense的存在。

在登机口，金韩松给了克里斯一个拥抱，然后登上了飞机。

一个由自由朝鲜派来的小组，在一名荷兰人权律师的协助下，正在史基浦机场的门口等候。洛迪·恩布雷什在现场协助，金韩松和他的家人应该进入荷兰。

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出过那扇门。

阿德里安告诉我，金韩松打电话给他说，他试图从大门出去，但被带进了机场一家酒店的侧门。阿德里安问金韩松是否想去荷兰避难。金韩松确认了望，于是阿德里安告诉自由朝鲜的成员和律师去酒店的大堂，金韩松会下楼。

金韩松没有出现。

多个消息来源告诉我，中情局把金韩松和他的家人带到其他地方，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地点是在荷兰，还是完全在其他国家。“政府很少会团结一致的努力，”自由朝鲜派来的一名团队成员告诉我。“这是外交部和特勤局发生争执的时刻之一，”中情局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米特里对我说，“我猜阿德里安把金韩松输给了中情局。”

“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那个朝鲜人表示。他觉得好像到处都是眼睛，他告诉团队他不想再叛变了，他们应该尽快离开。

阿德里安称失去金韩松是他人生的第二个错误，上一次是他在中国被捕。然而，虽然他对金韩松有感情——这是一个需要他帮助的叛逃者——但他的最终目标是结束金氏王朝，而金韩松是这个王朝的一部分。

“像这样的政权不会慢慢瓦解，会立即发生。每次革命都是这样，这次也一样，”阿德里安告诉我。“我指的不是比喻，不是思想的革命。或者是某种幻想，50万人在平壤抗议，政府就会收拾行李离开，然后过渡政府出现。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那些国家能有足够的财富就意味着他们会自由化——任何开放或改革都会给朝鲜政府带来不安全感，让他们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他们改变。”

目前尚不清楚驻马德里大使馆行动背后的动机。“自由朝鲜”的成员坚称，这支包括克里斯·安和一名名叫山姆·柳(Sam Ryu)的美国公民在内的团队，是在大使馆有人请求他们帮助叛逃后才飞往西班牙的，一些核心成员，包括阿德里安，提议在救援期间尝试接管大使馆。

2017年，在朝鲜试验核武器后，驻西班牙大使被驱逐，他们认为，没有大使的大使馆是一个合适的目标。但我在欧洲遇到的自由朝鲜成员告诉我，平壤与该组织有联系的人认为此举为时过早，组织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甚至在采访两位朝鲜级别最高的叛逃者时，双方的分歧也很明显。2016年叛逃的前朝鲜驻英国副大使、韩国国民大会)成员太勇浩告诉我，“世界接受朝鲜大使馆作为外交机构，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尊重它。自由朝鲜非法进入大使馆，把人绑起来。抵抗是好的，但必须是合法的。”

而在几个朝鲜大使馆工作了10多年的太勇浩（Ko Young Hwan）告诉我，“按照西方的定义认为朝鲜大使馆是正常的大使馆是错误的。所有的非法活动——从充当武器交易的中间人，到洗假钞，再到为金正恩运送奢侈品——都发生在大使馆内部。”

太勇浩问，“为什么想叛变的人需要自由朝鲜才能潜入大使馆进行营救?“

了解这次行动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提出营救请求的人担心，如果他叛逃的话，留在朝鲜的家人会被杀，所以他要求策划一次绑架。

在警察到来之前，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我把伟大领袖胸针别在胸前，走到门口，”阿德里安告诉我。“我的西班牙语也不是很好，你知道，我很久没说过西班牙语了，”他补充说。“我问他们想要什么。我试图装成朝鲜人，回到主房间后，我的团队可以通过安全摄像头看到我。”

阿德里安告诉警方这是一场虚惊。当警察离开时，队员们欢呼雀跃，“当我回来时，他们说，你做到了！”

然而警察的出现吓坏了要求营救的朝鲜人。不久之后，大使馆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响了又响。自由的朝鲜成员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电话不停地响，好像外面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大使馆的内部结构是斯巴达式的，房间像洞穴一样宽敞，回荡着回声。

“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那个朝鲜人表示。他觉得好像到处都是眼睛，他告诉团队他不想再叛变了，他们应该尽快离开。

夜幕已经降临。自由朝鲜小队收拾了使馆的一些电子设备，然后乘车分散到不同的机场，约定大部分人在纽约汇合。根据阿德里安的指示，自由朝鲜的成员给西班牙政府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西班牙政府要注意任何进入西班牙的朝鲜人，因为大使馆内的人可能会受到朝鲜政府的威胁。

在纽约，阿德里安会见了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多年来，当他从国外回来时，他们都会对他进行检查。特工们问他是否参与了突袭，是否看到了大使馆的电脑。

每个朝鲜大使馆都有一个安全通讯室，可以从那里进行秘密行动。这群人带着的电脑就是那个房间里的。“你可以解锁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通讯，”阿德里安告诉我。“它改变了游戏规则。”

阿德里安同意把电脑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看，他们安排去他住的旅馆。会面前，阿德里安在时代广场的一个茶馆见到了前中情局官员苏米特里(Sue Mi Terry)。他告诉她“这个马德里的疯狂故事，”她说。

他们走到他住的酒店，他把她介绍给几个年轻的朝鲜族男子，他们给她看了大使馆的视频剪辑。她还看到了电脑。阿德里安说，联邦调查局要来检查他们。

阿德里安告诉我，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到达时，他同意将电脑移交给他们进行为期14天的分析，他还会把使馆提供的各种硬盘和笔驱动器交给他们，希望FBI的任何发现都会导致对金正恩政权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电脑是加密的，阿德里安认为联邦调查局比他的团队更有可能破解它们。特工们向阿德里安询问了在大使馆发生的这一事件中涉及的每个人的姓名，但阿德里安拒绝提供。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响了阿德里安住的旅馆房间的门。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声称，一个女孩在酒店里失踪了。他要求房间里每个人出示护照。

那时，克里斯·安(已经回到了洛杉矶。阿德里安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想和他谈谈，克里斯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他。大约一周后，两名负责海外事务的特工出现了。克里斯给他们端上茶和饼干，告诉他们在马德里发生的事情。

阿德里安再也没有拿回电脑。很快，西班牙法庭认定他是这次袭击的头目，并要求引渡他。

他面临最高28年的监禁。

在电话中，他花了四个小时详细阐述了他对解放朝鲜的设想。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他作为耶鲁大学学生领袖相遇的时刻。

在达拉斯烧烤见面结束后的几周里，我经常质疑阿德里安继续找我谈话的动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招募我做他的证人。尽管阿德里安关注的是朝鲜人的困境，而不是他所面临的危险，但引渡和朝鲜暗杀的威胁似乎令他倍感压力。

有一次，在晚上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回复说，“主要是累了。”

然后他又说，“因为做了这么久，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资助。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想要做到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很难的。”

他补充说，他最担心的是“这个运动会消亡”。他认为，自由的朝鲜只完成了需要完成事务的3%。

2019年4月6日，阿德里安告诉我，联邦调查局给他打过电话，说朝鲜对他和其他成员的生命发出了可信的威胁，他应该采取安全措施，转入地下。他在一条短信中写道，“他们说，打911，就在他们出卖了我们之后。”

4月18日，美国法警突袭了阿德里安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寓，在那里他们只发现了来访的克里斯·安。克里斯被捕入狱三个月后被保释，他在等待听证会，以确定他是否会被引渡到西班牙。

当天下午5点43分，阿德里安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如果你联系不上我，请联系我的律师。可能会被逮捕，现在不能说话。”

10点41分，他又发了一条，是一条乱七八糟的信息，部分内容是：“你可能暂时无法联系到我”。

随后，在凌晨1点，他又传来了西索瓦特-西里克-马塔克王子写的一封信的链接，他是柬埔寨领导人，曾在1970年代与美国合作。在红色高棉处决他之前，他写道：“如果我当场死在这里，死在我所爱的国家，那太可惜了，因为我们都是生而为人，总有一天要死去。我只是犯了相信你们美国人的错误。”

不久之后，美国司法部将阿德里安列入通缉名单，公布了他最后一次被看到驾驶的汽车车型，并宣布他“有武器且危险”。

一年后的5月初，我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信息，“我们上次在哪里吃饭?”

“达拉斯烧烤，”我回答。

“好吃吗？你的回答将决定这件事是否继续进行。我是开玩笑的。那是很糟糕的食物。”

阿德里安已经躲藏了一年多。他说，他没有与家人或朋友联系，仍然对美国政府感到愤怒。他告诉我，“他们寻求帮助，然后把我们置于危险之中，他们警告我们有危险，然后把我们藏在地下，然后他们让我们很难真正转入地下。”

他觉得司法部的“通缉令”相当于朝鲜特工寻找他的路线图。

在电话中，他花了四个小时详细阐述了他对解放朝鲜的设想。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他作为耶鲁大学学生领袖相遇的时刻。

“我们要推翻这个政权，”他说。“我们将用武力、我们的思想力量和我们的身体来对抗它，直到这些人获得自由并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他说，他的组织的目标是“推翻”。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只有一个办法，”他说。“起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