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尼晨锋报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当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于1960年当选美国第一任天主教总统时，他说：“如果时间到了……当我的办公室要求我违反良心或违反国家利益时， 我会辞职。”

60年后，乔·拜登（Joe Biden）成为第二位赢得白宫的罗马天主教徒，现在一些著名的美国天主教徒和主教似乎认为，天主教徒上任的唯一方法是将良心放在法律对文化战争的看法之前。以堕胎来说，距离上一次激烈的政治冲突已经过去了50年。

现在罗马天主教比60年前更加多样化和分裂。美国天主教徒刚刚经历了大选，却也有人称呼拜登这样的天主教民主人士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以及关于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应该如何投票的讨论。

相信这一刻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促进天主教社会的多样性，而不是通过单一的堕胎视角来二元对立。美国人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似乎通过他的天主教信仰来看待政策，但采取的方式并不那么分裂。美国天主教徒有机会效法这个榜样，重新参与美国政治。

五十年以来，美国的保守派天主教徒和共和党领导人一直试图赢得天主教徒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堕胎政策方面），这符合共和党的利益。尽管在美国的政治中有这些提议，但该议程在联邦一级从未真正取得任何成功。 罗诉韦德案保护妇女的堕胎权，而我们今天的法律与1973年的法律一样。

今天的天主教堂与肯尼迪所属的教会有很大不同。现在教堂种类更多，但也在变得更小。而且，天主教会越来越分裂而非团结。拜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怀着天主教徒的态度，尤其是在竞选期间。 9月，当他呼吁教皇“不要害怕”时，他引用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话。而从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拜登用熟悉的天主教赞美诗发送强烈信号。他认为他的信念可以医治并引领这个国家。

在选举日的前一周，拜登去了佐治亚州的温斯普林斯，这个地方以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而闻名，罗斯福在去世之前多次在此治疗。拜登和罗斯福都是希望在新政层面进行改革和转型的政府，但是拜登的灵感不仅仅来源于他，拜登还从天主教经义中获得灵感。

总体而言，拜登选择引用的段落暗示他可能正在思考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如何引导他领导一个由天主教徒和更多非天主教徒组成的国家。拜登说：“对于那些寻求领导的人，我们很好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天主教会的社会教导为开始制定的政策议程提供了一个机会，该议程可以得到民主党人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可以超越堕胎问题扩大天主教徒的政治参与度。例如，教宗方济各在《弗拉特利图蒂》中描述了天主教徒如何相信财富的公平分配。他援引约翰·保罗二世的话说，“上帝赐予地球对整个人类的一切寄托，而不会排斥或青睐任何人。”

教皇还用“ Fratelli Tutti”呼吁“捍卫环境”，重视失业和创造就业机会，以帮助人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谋生”。方济各说，他希望社会可以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并扭转医疗体系的崩塌。

同时，天主教会以谴责堕胎的方式谴责种族主义，称这是一种内在的邪恶。方济各没有在“ Fratelli Tutti”中提到警察暴力，但他热情地谴责种族正义，并呼吁“团结”反对“威胁社会结构的新形式暴力”。去年夏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美国街头示威。无论是否信奉天主教，他们都与方济各和乔·拜登持用相同的价值观。

天主教徒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占据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自从1970年代堕胎议题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天主教良知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选择就被定为一条通往一条目的地的单向路。天主教内部有很大的多样性。拜登（Biden）的政府提供了释放这种多样性的机会，既可以表达信仰，也可以拥抱所有美国人，无论是否信奉天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