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一项新研究衡量了成为母亲对全球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并不乐观。

2022年10月，在英国举行的抗议活动中，高举的标语牌上写道：”如果事情糟糕，我们就改变它”。另一个标语牌上写道：”儿童保育不应该让我们的未来付出代价”。这一信息产生了影响。六个月后，保守党政府宣布了扩大幼儿保育补贴的计划。一系列措施中的第一项将于 4 月生效。

托儿费用可能会成为工作的巨大障碍。对于许多英国妇女来说，这尤其令人生畏。根据 “怀孕即受罪”（Pregnant then Screwed）倡导组织，对 24,000 名父母进行的调查，十分之一的父母的育儿费用超过了他们的实得工资。

在由富裕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只有美国、爱尔兰和新西兰的育儿费用在父母家庭净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英国更高。

但几乎所有国家的女性，在为人母后职业生涯会受到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25 至 54 岁的男性中有 95% 的人在工作，而同龄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 52%。人们对母亲在生育后离开正式工作岗位，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差距知之甚少。但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组学者，现在已经收集了大量数据，对全球 95% 的人口居住在 134 个国家的这一影响进行了测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因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获得了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们以她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将母亲和父亲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相似的无子女者进行了比较。

在研究的几乎所有国家中，母亲在生育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都有所下降。

研究者将 “为人母惩罚 “，定义为妇女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的十年中就业概率下降的平均值。平均有 24% 的妇女在第一年离开劳动力市场。

五年后，仍有 17%的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十年后，仍有 15%。

许多富裕国家的女性担心另一个问题：工资比男性低。但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就业差距往往会限制女性一生的收入。失业意味着推迟或错过晋升和其他职业发展机会，也会增加找工作的难度。

做母亲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异。在富裕国家，男女劳动力参与率之间的差距，有 80% 是因为妇女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后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相比之下，在最贫穷的国家，作母亲只能解释约 10%的差距。在这些国家，妇女往往在结婚后，通常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例如，在毛里求斯和赞比亚，婚姻是造成参与差距的近一半原因。

在中等收入国家，妇女在结婚后更有可能工作，但许多妇女在成为母亲后就永久退出了劳动队伍。例如，在拉丁美洲，38%的职业妇女在生完孩子后离开劳动力队伍，37%的妇女在十年后仍然没有工作。

因此，这些国家女性的总体就业差距与低收入国家的差距相差无几。

许多母亲离开工作岗位，是因为这样做具有经济意义。

萨里郡的一位母亲艾莉森·格特罗瑞克斯说：”每周回去工作四五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除去照顾孩子的费用，我每月还能剩下大约 100 英镑（约合 127 美元）。”

文化规范也有影响。据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8 年，全球有 6.06 亿工作年龄的女性因为照顾家庭的责任而无法考虑就业，而男性只有 4100 万。

在此前一项规模较小的国际研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作者发现，在成长过程中母亲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女性，更有可能做出同样的选择。

由于富裕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紧张，许多政策制定者正在想方设法让母亲重返工作岗位。与英国一样，奥地利、德国和荷兰都在计划改革育儿补贴或育儿假。

2021 年，加拿大开始提供每天仅需 10 加元（7.5 美元）的托儿服务。日本正在调整税收激励措施，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去年，约旦制定了到 2033 年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翻一番的目标，并着手扩大对职业母亲的育儿补贴。

世界银行去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对 95 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发现在一个国家颁布了儿童保育法五年后，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平均上升了 4%。但干预措施也可能出错。在加拿大和德国，家长们在漫长的托儿所等候名单中苦苦挣扎。

英国之前扩大了儿童保育权利，导致保育供应减少，原因是负责向服务提供者支付报酬的政府过于吝啬。不过，将高昂的成本转嫁给纳税人，也可能会使保育系统失去成本控制的有效激励。

无论如何，相对于男女就业之间的巨大差距，4% 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几乎停滞不前。

据世界经济论坛称，按照目前的变化速度，全球经济中的性别差距还需要 170 年才能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