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尽管面临经济衰退、危险的人口逆风以及与美国不断升级的竞争，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或无法制定新的决策方法，而是继续依赖陈旧的策略，同时试图从意识形态中汲取灵感。加美财经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中国的债务密集型经济表现严重不佳，容易出现通货紧缩。中国政府已卷入与美国的重大超级大国冲突的时候，还正面临人口危机。
最糟糕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更多地采用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和陈旧策略，而不是突破性的改革。对于棘手的问题，中国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 25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是中国问题上的坚定乐观主义者。我并不是轻易得出这个结论的，在耶鲁大学开设的 “下一个中国 “课程，我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理由，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
是的，我担心中国漏洞百出的社会安全网，包括养老和医疗会导致恐惧驱动的预防性储蓄增加，从而抑制消费需求。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忧与其说是风险，不如说是挑战，我仍然坚信中国最终会实现经济再平衡。
2021 年，当中国监管机构严厉打击互联网平台公司时，我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这次打击的矛头直指创业者，我警告说 “动物精神赤字 “正在加剧。
在新书《意外的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中，我扩大了关注的范围，将习近平主席的 “共同富裕 “运动的影响纳入其中，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创造财富敢于冒险的中国人。
一年前，我在 “中国乐观主义者的悲叹 “一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新重视，将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活力的潜力。
我的这一观点受到了相当多的抨击，尤其是长期持有偏见的美国政客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出乎意料的是，中国人对辩论持更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对 “下一个中国 “开始变得更像 “下一个日本 “的可能性。
在过去几个月对中国的一系列访问中，我们与众多高级官员、商界领袖、学者、昔日学生和朋友讨论了这些问题，得出了三个结论：
首先，中国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并不开明。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所谓的 “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来支持 2024 年 5%左右的经济增长（李强总理将在 3 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目标）。正如 1997-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一样，中国再次诉诸于大量注入现金的粗暴手段，以解决当今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和股市的重大混乱。
其次，这种短期的反周期策略，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
据联合国估计，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在2015年达到顶峰，到2049年将减少近2.2亿。基本经济学告诉我们，要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保持 GDP 的稳定增长，就必须从每个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附加值，这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但是，由于中国现在更多地从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获得支持，而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监管压力，因此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最后，政府不断加强对国内安全的关注。
最近针对军方的反腐，以及对私营部门时好时坏、现在又重新开始的监管攻击都是如此。例如，游戏业又受到了审查，几位高知名度的外国高管被限制出境也是如此。
此外，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纪委三中全会，强调了思想纪律作为基础价值的重要性。为此，共产党已经有效接管了中国的一些主要教育机构，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福州大学。
我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生产力，尤其是在中国劳动力日益老龄化的今天。
生产力对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没区别。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生产力增长的几个主要来源，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研发以及国家产出结构的行业间变化。
晚年的罗伯特·索洛，现代增长理论的创始人，最好地概括了这一点，他把生产率视为在考虑了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物质贡献后，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一个“剩余”指标。
“剩余”指标指的是在计算了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直接物质贡献后，仍然无法解释的那部分产出增长。换句话说，它是生产率提高的那部分，这部分提高不能直接归因于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或更多的资本投入，而是归因于如技术进步、创新、改进的工作流程等其他因素。因此，在索洛的理论中，这个“剩余”指标被视为技术进步的一个代表指标。
保罗·克鲁格曼在 1994 年发表的一篇《外交事务》文章中，将索洛增长核算框架引入了对经济发展的思考。克鲁格曼认为，快速增长的 “东亚四小龙 “令人称道的表现，反映了通过建设新产能和将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地区，带到生产率较高的城市所实现的 “追赶式 “增长。
克鲁格曼对亚洲金融危机发出了先知先觉的警告，他强调，这些经济体最终未能贯彻索洛生产率剩余理论中蕴含的天才灵感，可以说是缺乏想象力。
我最近三次访问中国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中国领导层的想象力匮乏越来越令人担忧。他们根深蒂固的反周期政策思维，与日益加剧的通货紧缩风险格格不入，而人口迅速老龄化与严重的生产力问题之间的致命相互作用，又加剧了这种风险。与此同时，政府正通过一系列法规扼杀创新，试图从意识形态中汲取灵感。
如果没有更具想象力的经济管理方法，中国可能会继续陷入困境，无法借过去那样成功地鼓起改革者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