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从电动汽车的成功中吸取的经济，会导致政府更深的介入经济，这反过来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彼得·费舍尔是金融界的资深人士，曾任美国高级官员，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风险总是比你想象的更对称。在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硬件制造业崛起的热潮中，这句话值得牢记。

虽然中国政府的补贴和其他政府援助显然已见成效，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并取得了其他里程碑式的成就，但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一胜利也蕴含着一些危险。

在私营部门和某些领域甚至民间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自由之后，习近平大力强调重新确立共产党的控制权。习近平和他的副手们可能会从电动汽车和其他新兴产业的成功中吸取经验，那就是他们自上而下、”党管 “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只会激励党加强巩固权威的措施。在此过程中，习近平将拆掉邓小平所倡导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石。独立决策空间的缩小，有可能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加剧中国在雇用年轻人方面的困境。

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包括李强总理，经常说他们理解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希望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并希望外国私营企业也能受到欢迎。

事实上，私营企业在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硬件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习近平的做法并非国有化。

中国政府对私营部门没有意见，只要在控制范围内。

当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决策者和监管者，认为私营企业的行为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会非常明确地表示出来，比如中国政府在 2021 年几乎摧毁了私营教育企业。

如今的口号是 “高质量 “开放与发展。对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 “改革开放 “倡议进行了修改。邓小平的口号没有任何限定条件。

改革意味着去政治化。开放意味着打破壁垒。

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说，领导人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产业政策中汲取了经验教训，”这增强了政府寻求变革的动力，并为私营部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邓小平的作法，为中国经济在 2000 年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现在，20 世纪 70 年代的教训已成为历史，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的成功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教训：国家大力介入是有效的。

近年来，党和政府官员一直在稳步收紧国家对资本分配的控制——虽然这种控制从未完全消失过，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改善经济。

法国兴业银行亚太区研究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姚炜说：”尽管中国的起点已经是信贷分配仍然受到国家过度影响，但中国政府现在似乎决心重新对信贷分配进行更多的控制或指令。”

大西洋理事会和荣鼎今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探路者》报告警告说：”中国面临着金融体系发展倒退，和关键行业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问题。”

习近平和他的助手们已经明确表示，优先发展的是尖端技术、高附加值制造业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以及少量的社会保障住房。

这为服务业留下的空间所剩无几。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服务业的就业率为 47%，是最大的单一就业来源。今年 6 月，中国青年失业率已超过 21%，创下历史新高同，此后国家统计局暂停这个数据的发布（现在进行了修正后重新发布）。

习近平明确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 “政府至上 “模式还有一个问题，很难预测创新和新工作岗位的来源。已故里根总统的贸易主管威廉·布洛克，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很好地抓住了国家高压介入经济的弊端，他说这意味着 “失去了成为我们所能成为的人的机会”。

举个例子： 多年来，中国监管机构不时试图控制中国的博彩业。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喜欢中国年轻人每天坐在屏幕前打几个小时游戏。

然而，正是美国的游戏产业造就了英伟达，如今，英伟达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如果华盛顿在几十年前扼杀了游戏产业，英伟达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冠军，为美国科技产业注入可怕的活力。

经济表现不佳可能会让北京转变思路。但是，对数据安全而非数据传播的日益重视，可能会阻碍这些信号传递给决策者。而且，习近平可能对自己的模式投入了太多，以至于无法接受任何邓小平式的反思。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负责人邦妮·格拉瑟说：”习近平一直在对全球南方国家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模式可以遵循，它有很多优势。采取西方国家会采取的那种措施，这些措施是在西方接受过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或许就是承认中国的治理模式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