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现在中国人口约为 14 亿，到 2100 年可能会减少到约 5 亿，现在中国政府希望女性多多生育。

中国妇女受够了。她们对中国政府要求更多孩子的回应是什么？就不生。

许多年轻女性厌倦了政府的骚扰，对养育子女要付出的牺牲心存戒备，更乐意将自己的人生置于政府和家庭的要求之上。

她们的拒绝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危机，因为党需要更多人生孩子来解决中国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婴儿出生数量的自由落体（2022 年出生的婴儿不到 1000 万，而 2012 年出生的婴儿约为 1600 万），中国正走向人口崩溃。根据一些预测，中国目前约有 14 亿人口，到 2100 年可能会减少到 5 亿左右。这一切都被归咎于女性。

10 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政府控制的全国妇联， “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

研究中国政府宣传的华盛顿与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王亦诚说：”很明显，他说的不是妇女面临的风险，而是认为妇女是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

在安徽省全椒县的一家商场外，两个孩子的母亲何艳静（音译）说，社区干部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鼓励她生第三个孩子。

她没有这样的打算。她儿子就读的幼儿园将教室数量减少了一半，因为没有足够的孩子来上课。

她的朋友，一个三岁女孩的母亲冯晨晨（音译）说，亲戚们正在给她施压，希望她生个男孩。冯说：”生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我已经尽到责任了。”

她说，第二个孩子太贵了。她告诉亲戚们：”只要你们给我 30 万元人民币（约合 4.1 万美元），我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中国的许多年轻人因经济疲软和高失业率而心灰意冷，他们寻求父母生活之外的方式。许多女性认为，结婚生子的既定模式是一种原始交易。

28 岁的陈莫莉（音译）说，她既要照顾年迈的亲戚，又要在深圳从事展览设计师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生孩子或找丈夫。她闲暇时只想看书或浏览宠物视频。苏敏（音译）是一名退休人员，她通过视频博客讲述了自己为逃避不幸婚姻而独自环游中国的故事。陈说，这个故事以及女性在网上发布的生活视频加深了她的印象，即许多男性要娶老婆，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丈夫和年迈的父母。

她感叹自己连养宠物的时间都没有。陈说：”除了父母和工作，我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任何事情。”

当北京表示将在 2015 年取消长达 35 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时，官员们本以为会出现婴儿潮。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婴儿退潮。

新建的产房几年后就关闭了。包括配方奶粉和尿布在内的婴儿护理产品销量下降。以婴儿为重点的企业现在把目标对准了老年人。

为使儿童养育更加经济实惠而新建的学前班，难以招满学生，许多学前班已经关闭。2022年，中国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下降了2%，这是15年来首次下降。

人口学家和研究人员预测，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的出生人数将降至 900 万以下。联合国预测，2023 年印度的出生人口将达到 2300 万，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据联合国估计，2023 年美国将有约 370 万新生儿。

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人口带来了许多阴霾。 与过去相比，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其中育龄妇女每年减少数百万人。这些妇女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生子，从而加速了人口的减少。

在中国，2022 年有 680 万对夫妇登记结婚，而 2013 年为 1300 万对。2022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婴儿数–将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婴儿，即 1.09。2020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30，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

建立 “生育友好型文化 “的运动，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国家任务，政府组织了各种配对活动，并实施了一项鼓励军人家庭多生育的计划。

“军人能打胜仗。在生育二胎或三胎、落实国家生育政策方面，我们也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2022 年，天津一家军队医院的顶级妇产科医生曾健（音译）告诉国家媒体。

今年 8 月，西部城市西安的居民说，他们在七夕节（相当于中国的情人节）收到了来自政府号码的自动问候： “祝你们爱情甜蜜，适龄结婚。让我们延续中华民族的血脉”。

这条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反响。一个人写道：”我的婆婆甚至都不催我生二胎。”

“我猜接下来包办婚姻又要出现了，”另一个人评论道。

北京更倾向于鼓励非独生子女政策中的那种强迫。地方政府为生育第二或第三个孩子的夫妇提供现金奖励。浙江省某县向每对 25 岁前结婚的夫妇发放 137 美元的现金奖励。

2021 年，滦州市要求未婚人士报名参加政府发起的交友活动，利用大数据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匹配对象。邯郸市某区提供一站式婚礼策划服务。

这种转变意味着，一些妇女从试图躲避因生育过多孩子而受到的惩罚，变成了被追着生更多的孩子。

十年前，一位张姓妇女在决定生育第二个孩子后，与当局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她要求不使用自己的名字。怀孕期间，她离开了工作岗位，避开公众视线，担心官员会向她施压，要求她堕胎。

2014 年生产后，她在亲戚家住了一年。当她回到家时，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对她和她的丈夫处以约 1 万美元的罚款。她说，她被迫植入宫内节育器来避孕。当局要求她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几个月后，中国政府宣布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有一段时间，当局仍然要求张女士检查宫内节育器。

现在，她会收到官员鼓励她多生孩子的短信。她一气之下删除了这些短信。

“我希望他们不要再折腾我们了，”她说，”放过我们普通人吧。

为阻止怀孕而提供医疗程序的诊所的许可证一直在收紧。1991 年，在独生子女政策最盛行的时期，共实施了 600 万例输卵管结扎手术和 200 万例输精管结扎手术。2020 年，输卵管结扎手术为 19 万例，输精管结扎手术为 2600 例。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抱怨预约输精管结扎手术就像中彩票一样困难。

在独生子女政策期间，堕胎是官员们的一个重要工具。堕胎数量从1991年的1400多万例下降到2020年的900多万例，降幅超过三分之一。

此后，中国不再公布输精管结扎、输卵管结扎和人工流产的数据。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王峰说，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转变，妇女权利意识的提高和日益重男轻女的政策。

二十五年来，政治局的二十多位高级官员中首次没有女性。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的排名下降了38位，在2023年146个国家的排名中降至第107位。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曾承诺结束歧视妇女的儒家传统。习近平转而强调儒家价值观，包括生儿育女的孝道。家庭也迫使女性扮演传统角色。

40 岁的欧阳淑萍（音译）从初中起就知道自己不想结婚生子。欧阳学的是计算机科学，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之一，目前在加拿大担任软件工程师。

欧阳说，在她 20 多岁时，家人一直催促她结婚。她的母亲说，如果她知道欧阳不会有孩子，她会阻止她接受高等教育。

十多年前，欧阳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她在社交软件上屏蔽了父母、姑姑和舅舅。她说：”如果我对他们温柔一点，他们就会利用我。”

中国政府将女权主义视为外国势力支持的邪恶意识形态，在长达数年的镇压行动中，中国政府拘留了女权活动家，并删除了她们的社交媒体账户。

即便如此，妇女们还是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讲述自己在人际关系、家庭和工作方面的经历。她们的帖子展示了一种个人形式的女权主义，而这种女权主义对于当局来说更难管理。

现年 31 岁的西蒙娜·戴（音译）得知她的母亲在1990年代初怀有一个女孩时，在怀孕八个半月时堕胎，于是开办了一个关于出生和婚姻的播客，名为”哦！妈妈”。

戴女士 26 岁时结婚，她说她不得不忍受丈夫的大男子主义观点，尤其是在大流行病期间，他们为家务事争吵不休。她不顾夫妻双方家庭的压力，坚决不要孩子。

此后，她申请离婚。她说：”如果我不离婚，我可能不得不要一个孩子。”

2022 年初，一位八岁母亲被关在棚屋里，脖子上挂着铁链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妇女待遇的全国性辩论。这名妇女的困境引起了中国妇女的共鸣，她们认为这与自己的角色有关。

近年来，北京对类似的社交媒体愤怒事件提高了警惕。

一位 2020 年至 2021 年在全国妇联广州分会工作过的女性说，他们的工作重点是防止与性别有关的话题成为病毒。她说，妇联向一家科技公司支付的监管社交媒体评论的费用，比妇联用于妇女宣传的预算还要多。

她说，在培训过程中，员工们被警告，如果广州的妇女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

中国网络空间监管部门负责监管被认为对中国网民有害的内容，在 12 月表示正在针对 “传播错误婚姻观点 “的内容进行打击。

一些多年前就决定不结婚生子的女性认为自己很幸运。加拿大的软件工程师欧阳说：”我觉得自己完全躲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