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钱楠筠在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幻灭感和抑郁情绪，并不仅仅是近期经济放缓的症状。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几十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过去的生育政策以及严格的城乡迁移限制。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的幻想日益破灭，其中许多人 “放弃 “了工作，这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标准的说法是将这一问题与中国最近的经济增长放缓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原因更为深刻。

中国青年抑郁症的兴起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僵化的教育体系、过去的生育政策和严格的移民限制。中国青年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无休止的紧张学习中度过，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上一所好大学被视为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必要条件；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根据户口登记制度，大学文凭是在城市合法居留的唯一途径。在城市，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 6 446 美元，这使他们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相比之下，在农村地区，平均只有 2533 元的收入，意味着生活相对贫困。

如果说考大学的压力还不够大，那么学校系统的僵化结构则让情况变得更糟。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孩子们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普通高中，而只有 50% 的学生能通过考试。未能通过考试的青少年只能进入职业高中，从事低收入工作。

因此，中国孩子很早就开始认真学习。他们不仅要上学，还要接受昂贵的校外辅导，参加音乐或国际象棋等课外活动，而这些活动能带来的回报并不明显。为了减轻这些压力，政府禁止营利性家教，并禁止公立学校教师兼职提供此类服务。

但这只会增加更多的压力，因为随着家教供应量的减少，家教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现在，上海和北京的富裕家庭每小时要为上门家教支付 120 到 400 美元，而非富裕家庭的孩子则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以弥补父母再也负担不起的家教费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孩子。如今，除非是节假日，很少能看到孩子们的身影。即使是周末下午，操场上也空无一人。孩子们都在屋里学习。

青少年抑郁的另一个原因是孤独。由于从 1979 年到 2016 年一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城市地区的孩子缺少兄弟姐妹。与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不同，后来的孩子甚至没有表兄弟姐妹可以玩耍（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

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与有兄弟姐妹的同学相比，典型的独生子女更容易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自2010年以来，5至14岁儿童的自杀率增长了5倍多。

父母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除了照顾子女，大多数城市中年夫妇还必须照顾四位年迈的父母。相比之下，在约有 4.91 亿中国人居住的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并不那么严格，这意味着成年人通常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负担。但有了孩子后，他们面临的压力更大。

许多人必须到城市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但由于户口限制，他们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如今，约有 11% 的中国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这意味着约有 6900 万留守儿童。

原本可以与子女在一起的农村父母开始面临另一个问题。2000 年至 2015 年间，约有 30 万所农村学校被关闭，12% 的小学适龄儿童和 50%的中学学生，必须到往往很远的寄宿学校上学。因此，许多农村成年人长时间工作，教育孩子，而他们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年就必须与孩子分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孩子最终成才，他们团聚的机会就更低了，因为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在城市永久定居。

2018 年，平均有 35% 的中国成年人表示患有抑郁症。农村地区和女性的这一比例高出 50%。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普遍的抑郁症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危险的，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停滞、低生育率和其他问题，让人想起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日本。

对中国来说，好消息是有直接的政策解决方案。首先是摆脱僵化的中央计划学校教育。地方政府应该能够决定建多少所学校、招收多少学生，每所高中和大学应该决定招收哪些学生，包括那些小时候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后进生。

政府仍可对学校进行监管，但应下放大部分决策权，以增加系统的灵活性。仅此一点，就能为幼儿及其家长减轻不少压力。

第二步是取消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限制，这些限制造成了家庭的分裂，并使农村家庭陷入相对贫困。随着总量增长的放缓，这一解决方案变得尤为重要。农村地区不能坐等下一轮增长。他们需要获得与城市家庭相同的机会。此

外，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填补工厂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来提高生产率。在大学毕业生努力寻找高薪工作的同时，制造业和装配业还有 3000 万个空缺职位没有填补。

这些政策并非没有代价。改变学校制度的努力会引发现有利益相关者的抵制，允许自由移民会加剧城市拥堵。但这些措施也会带来明显的好处，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