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正在增加借贷，以帮助化解 9.3 万亿元地方隐性债务。由此带来的财政权力转移也有风险，那就是打击地区官员的积极性。

中国政府罕见地决定发行 1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370 亿美元）的中央债务，并将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这一决定给在 10 月份被认为已经陷入困境的省份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措施是在中国限制地方政府借贷能力的背景下出台的，包括禁止创建融资工具，因为这些工具导致了非标债务的飙升。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策略是政府间债务结构改革的开端。总体结果可能会削弱地方领导人的财政自由裁量权，削弱他们制定新政策的动力。

西班牙对外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 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夏乐说：”长期依赖中央政府，将扼杀地方政府以创新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愿望。这对经济繁荣毫无益处。”

官僚主义的不作为，将使习近平更难实现其到2035年将中国发展成为 “中等发达国家 “的目标。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平均每年需要增长 4.7%，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长期争斗

几十年来，财政权力的天平一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摇摆不定。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为了充实中央财政，收紧了各省的税收权。早先，税收权是作为发展经济的激励措施而赋予各省的。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被迫转向，呼吁地区官员为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提供资金。这导致代表各省市借贷以资助此类活动的公司的表外债务大幅增加。

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随着国家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加深，地方政府无法再依靠卖地来偿还官方债务和隐性债务。近年来，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融资租赁公司已濒临违约边缘。

然而，将钟摆摆回对中央政府有利的方向，有可能剥夺最了解本国经济的地方官员的权力。随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不断深入，为避免犯错而少做事的倾向，已经成为中国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问题。

去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警告说，如果官员不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与疫情限制有关的问题，如供应链堵塞，年增长率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去年的一次官方集会上，中国东部丽水市的一个县给三个政府机构颁发了 “大话奖”，羞辱他们的行政不作为。内蒙古农牧业部门向绩效考核不及格的官员颁发 “蜗牛奖”。

需要支持

中国政府承诺发行更多主权债券提供资金，实际上是一项基础设施支出计划，这表明中国政府为创造更多可持续的地方收入来源所做的努力，可能已经停滞不前。

国家财产税可以取代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一征税方式极不受中国中产阶级欢迎，而疲软的消费需求又拖累了经济增长，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很快实施。

关于改革消费税以允许各省分一杯羹的讨论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财政部下属研究所前所长贾康说：”增加地方政府主要税种的改革遇到了阻碍。目前地方税制不可能为各地区解决问题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上周举行的一次重要年度经济会议上，中国高层领导人呼吁 “改革财税体制”，但未作详细说明。这一表态让外界猜想中国政府可能正在酝酿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SA）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荣静说：”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部分，可能是中央政府承担更大份额的预算赤字，以及更多的支出责任。”

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增大，将有助于推动此前因地区阻力而受阻的重大改革。例如，将省级养老金制度纳入全国统筹，将有助于习近平推动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和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说：”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转移支付，来解决地区间发展和财力不均衡的问题。”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虽然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现金流压力，但它们持有的资产价值，仍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至 30%。

他说，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转移给家庭，比如利用土地建设廉租房，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将是促进消费和经济再平衡的 “痛苦最小 “的方式。

他说：”但这些转移将在政治上引起争议。未来几年，我们可以预见北京和地方政府将就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