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分析了中国的犯罪率，认为有些因素被表面的统计数据所掩盖。

9 月 22 日，在东北城市延吉，一名警察发现自己的手枪不见了。幸运的是，中国警方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摄像头网络。录像显示，枪是在菜市场被盗的。小偷的行踪被追踪到大约 500 公里外的一个农村县城。

数十名警察被派去逮捕他。据国家媒体报道，枪支在失窃后 24 小时内被追回。

中国官员说，这种令人生畏的效率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据记录，中国每 10 万人中的凶杀率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据中国政府统计，2021 年仅有 6522 人被谋杀，比二十年前下降了约 80%。同期，抢劫案下降了 97%，袭击案下降了 40%。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的说法。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暴力犯罪都有所下降。中国不可能例外。那里的平民不能拥有枪支。即使是买刀也需要办理手续。与此同时，公众被数以百万计的监控摄像头监视着。

调查显示，与生活在其他地方（包括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相比，中国人对暴力犯罪的安全感更高。

然而，长期以来，分析人士一直对中国的犯罪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中国共产党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作为统治成功的理由。国家媒体兴高采烈地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描绘成危险和犯罪猖獗的国家。

因此，很难将真相与宣传区分开来。中国的数字可能粗略地反映了现实，但往往看起来好得不像真的。政治显然影响着中国对待犯罪的态度。

凶杀案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2004 年，公安部提出了 “命案必破 “的口号，开始推动地方政府尽快实现至少 85% 的命案破案率。数字表明，压力起到了作用。一年之内，超过 40% 的县声称新命案的破案率达到了 100%。许多城市，如北京，现在年复一年地宣称完美破案。

这样的结果引起了质疑。

例如，2006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北京和深圳（中国南部城市）有记录的凶杀案中，50% 以上是由不认识受害者的人所为。中国犯罪学专家博格·巴肯（Børge Bakken）说，这很可疑，因为受害者往往是被家人、朋友或熟人杀害的。

误判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在法庭上，99% 的犯罪嫌疑人都被判有罪。警方还被指控对难以破获的谋杀案件不予登记，以至于这些案件没有出现在官方数据中。

许多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不太严重的犯罪案件中。

中国警方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处理这些案件。警察工资低、工作过度，而且人数相对较少。(据估计，中国每 10 万人中大约有 142 名警察，而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有 251 名）。

由于对警察的评估标准，是他们破获的案件占记录在案的犯罪案件的比例，因此中国警察经常将棘手的案件掩盖起来。现就职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家刘玉辰在 2021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警察经常忽视街头斗殴、小偷小摸甚至抢劫。他们还往往忽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压力是案件被忽视的原因。刘目睹了两家高速公路建筑公司的工人打架，砖头乱扔，工具乱抡，五个人不得不去医院。警察目睹了这一切，但主管官员却不让法院介入。

他希望继续施工，因为 “除了我们，附近所有的县现在都有了新公路”。

除了置之不理，还有几种方法可以让案件不被记录在案。由党控制的居委会偶尔也会处理纠纷。他们的工作是在麻烦传到更高的官僚机构之前，将纠纷扼杀在摇篮里。有时会鼓励受害者非正式地向施暴者寻求赔偿。

举报家庭暴力的人，通常会被引导到由国家支持的全国妇联管理的调解机构。这种做法很少能伸张正义。为了社会稳定，党更关心的是如何维系家庭。施暴者可能会受到责骂，但正式的惩罚并不常见。

众所周知，即使涉及暴力，法官也会拒绝离婚请求（离婚男子被国家视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整个系统不鼓励虐待受害者站出来。

国家掩盖罪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去年的一起案件中，江苏省一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发现被锁在外屋。这名妇女的视频在网上疯传。面对公众的愤怒，当地官员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内容无非是 “没什么好看的”。

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受害者是被卖婚和非法监禁的。包括该妇女的丈夫在内的三人被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 10 月份发表的讲话集中承认，人口贩运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欺诈。

这是官方数据并不乐观的少数领域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诈骗案件数量激增，目前中国三分之一以上的犯罪都属于此类。网络诈骗和电话诈骗最为常见。这类活动无法被监控摄像头发现。其中一些是由中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通常是在东南亚。

据国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当局已劝说数十万名嫌疑人返回中国。警方威胁嫌疑人的家人，以说服他们配合调查。

了解哪些犯罪率在上升，哪些犯罪率在下降，可以让警方更好地打击犯罪。但即使是政府，似乎也只能模糊地了解发生了什么。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的犯罪学家苏珊娜·斯科金斯采访了中国各城市的警官，她说：”我曾以为派出所实际上掌握着与上报数据不同的准确数据。我的几个最好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这与中国东部的山东警察学院于 2019 年发表的一篇少见的批评文章不谋而合。这篇文章的作者抱怨说，中国的犯罪统计数据 “不够详细，无法反映真实情况”。这使得大数据分析难以进行，而大数据分析可能有助于警方更好地部署资源或制定战术和战略。

对中共来说，公众感到安全可能就足够了，当局最关心的是那些政治性质的犯罪。批评政府或指责官员渎职的人可能会因 “寻衅滋事 “而被关起来。这一模糊的罪名还被用来将和平示威定为刑事犯罪。

此类活动从未被忽视。一年前，当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北京的一条河边，抗议政府严厉的疫情管制措施时，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数百名警察出来把他们赶走。随后，当局使用监控工具追踪并惩罚了一些参与者。

遗憾的是，这样的努力和资源没有用于非政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