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作者报道说，自 10 月 7 日的袭击事件以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与犹太和平活动家，越来越多地成为雇主、大学、政府当局和右翼暴徒的攻击目标。

10 月 7 日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一周后，36 岁的哈雷迪（哈雷迪犹太教，又称极端正统犹太教，是犹太教正统派中最保守的一支）记者伊斯雷尔·弗雷，刚回到他位于特拉维夫东部以极端正统派为主的小镇 Bnei Brak 郊区的公寓，就听到外面传来嘈杂声。

当时是晚上 10 点多，安息日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有人（他不记得是谁）给他发信息说，他的地址正在网上流传，还有人号召加入极右组织 “家庭”（La Familia），对弗雷的家发动袭击。

当弗雷试图查看公寓门外是否有人时，他发现有人挡住了监控。街上的声音越来越大。他能听到有人在喊 “叛徒”。来人似乎在向大楼扔鞭炮。

他赶紧把妻子和两个孩子（ 8 岁和 13 岁）从客厅（有一扇大窗户）里抱出来，慌忙给朋友们发短信： “有人在攻击我的房子。请来做点什么”。

一位邻居上前与人群交涉，为弗雷一家争取了安全通道。在孩子们离开公寓之前，弗雷用围巾遮住了他们的脸，这样人群就看不到他们了。

他呆在屋里，听着集会的声音越来越疯狂和喧闹，直到凌晨三点左右警察来到他家门口，告诉他必须离开。一挂鞭炮击中了弗雷楼下邻居的窗户，玻璃被震碎。

三名警察护送弗雷离开时，其中一名警察抓住弗雷的胳膊并向他吐口水。

弗雷乘坐一辆警车离开了布莱克，然后继续乘坐另一名警官驾驶的自己的汽车。但弗雷很快意识到，还有两辆车在跟踪他。他开车到特拉维夫的一家大医院伊奇洛夫（Ichilov）躲了起来。

最终，他得以前往朋友的公寓，几周后我们通过视频通话时，他还住在那里，由一位熟人担任翻译。据弗雷所知，在他所在的大楼遇袭事件中，没有任何人被捕。

他说：”警察只是保住了我的生命，阻止人们进入大楼，并护送我离开。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如果我能回家的话。”

弗雷身材矮小，面容憔悴，留着极端正统派的胡须和侧髻，他认为以色列和加沙最近一轮的暴力事件，源于他在给我的留言中所说的以色列 “粉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一半居民的全面计划”。

在推特上表达这样的观点，似乎让弗雷丢掉了两份工作，去年，他被警方带走问话。导致上个月袭击事件的，似乎是 10 月 7 日几天后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在聚会上，弗雷被要求说 Kaddish，即哀悼者的祷告词。

现场，他为 1400 名被杀害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对加沙的报复性袭击中丧生的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和妇女祈祷。但是弗雷祈祷的视频片段被剪辑成他只提到巴勒斯坦儿童的样子，与他的家庭住址一起发布。

在过去几周里，至少有三位著名的以色列左翼人士遭到诽谤，弗雷是其中之一。

尤利·诺瓦克是人权组织以色列占领领土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的执行主任，在电话号码被公布在社交媒体上后，不得不带着妻子和新生儿暂时离开以色列。

另一个被 “诽谤 “的目标，是电影制片人和活动家古尔·利特曼（Gur Litman，非真名），他多年来在 Facebook 上发表了许多批评以色列军队的帖子，认为以色列军队犯有战争罪。

他还表示，与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这一经常被重复的说法相反，以色列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国家计划，一直将其控制的土地上近一半的人排除在外。

利特曼说，”我是一个男人，犹太人、白人、阿什肯纳齐人”，他列举了他在以色列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特征。”在如此黑暗的时代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而不大声疾呼，几乎是不道德的”。

10 月 7 日事件发生后，利特曼大量发帖。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和一位朋友的父母也在遇害平民之列。他写道，无论巴勒斯坦争取解放的斗争多么重要，都不能为谋杀行为开脱。他写道，一些国际左派并不了解以色列悲剧的深度。

他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还写道，一想到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就心如刀绞。

利特曼与一位在加沙的朋友保持联系，他告诉我：”每天醒来，我都害怕他可能活不过第二天。”

10 月中旬，朋友提醒利特曼，他的名字、照片和家庭住址，已被一个极右团体在 Telegram 上传播。

利特曼离家去了朋友家。虽然他的手机铃声不断，但他不再接听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他删除了自己的 Facebook 账户，知道任何人浏览他的个人资料，都会发现展示巴勒斯坦国旗的帖子或他参加大灾难纪念活动的照片，大灾难是指 1948 年巴勒斯坦人被暴力驱逐出新成立的以色列国。

用利特曼的话说，他已经对 Facebook “上瘾 “了，但退出网站还算值得庆幸。在他离开之前，一位朋友转发了一条行动呼吁，建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核武器。

利特曼告诉我：”我敢肯定，如果我现在上 Facebook，我的心也会碎的，因为我会看到有多少我认识的人和我爱的人在说可怕的话。我宁愿视而不见。”

我在采访犹太裔以色列活动家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指出，与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惩罚相比，犹太人的麻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不是指在加沙，指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也指以色列境内。犹太活动家成为右翼暴徒的攻击目标，似乎得到了政府的默许，而巴勒斯坦人则面对政府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查明在社交媒体上煽动恐怖主义的案件。在担任部长之前，本·格维尔是一名极右翼活动分子。2007 年，耶路撒冷一家法院判定他犯有煽动种族主义罪，因为他携带了写有 “驱逐阿拉伯敌人 “等字样的标语和海报。

哈桑·贾巴伦是巴勒斯坦人运营的法律中心 “阿达拉”（Adalah）的负责人，他对我说：”本·格维尔的工作本应是保护我的安全，而他被称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官员。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社会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但这个紧急时期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种族主义最严重的政府之一领导下发生的。”

10 月 7 日之后，五十多年来一直在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囚犯提供法律服务的传奇人权律师莱亚·采梅尔（Lea Tsemel）开始注意到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人们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甚至点赞而被捕。

就在我们谈话的那天，采梅尔刚刚从一位巴勒斯坦律师（以色列公民）的案件听证会上回来，这位律师在 10 月 7 日之后的几天里发布了个贴子， “我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的帖子。采梅尔并不代表被告，但为了表示声援，她和其他几名律师一起出席了听证会。

这名年轻女子刚刚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一群犹太律师提起了诉讼，声称她的帖子表明了对哈马斯的支持。

10 月 30 日，拿撒勒一家法院审理了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四年级学生巴扬·哈提卜的案件。帖子的内容是一个平底锅，锅里的沙克苏卡（北非蛋）正在炉子上炖煮，鸡蛋几乎凝固，标题是 “我们很快就能吃到胜利的沙克苏卡了”，还有一个巴勒斯坦国旗的表情符号。

一群犹太学生向以色列理工学院提出申诉，指控哈特布表达了对哈马斯的支持，她因此被捕并被关押了一夜。当警方要求将哈特布的拘留期延长六天时的听证会上说，她不是一个称职的厨师，发布这张照片是为了让一小群朋友品尝她在厨房的得意之作。

法官裁定警方有正当理由，并下令再拘留她一天，在上诉后被减为软禁五天，并禁止使用社交媒体。哈提卜还被以色列理工学院停职。

目前，以色列平民的大部分生活都处于暂停状态。大学推迟了开学时间；除了逮捕等紧急事务外，法院没有审理案件。许多因涉嫌不忠而被拘留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受到指控，但法院实际上是在通过逮捕来实施惩罚。

阿达拉赫法律中心正在监测一百七十多起案件，其中大部分涉及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他们约占以色列公民总数的 20%。这些人在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受到系统的歧视。

尽管如此，他们中仍有许多人在希伯来语大学就读，并在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机构工作。过去几周，数百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被大学停学或解雇。

10 月下旬，我采访了在一家以色列大公司担任销售主管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莱拉（非真名）。她讲述了一次与客户的会面，客户试图与她讨论 10 月 7 日的袭击事件。莱拉没有说什么为袭击事件辩解的话，但她显然也没有表达出令客户满意的激烈谴责。

莱拉的雇主举行了听证会，两天后决定继续雇用她，条件是她必须向客户和当时在场的一名犹太同事道歉。

奥马尔（不是真名）是一名大学生。和许多阿拉伯年轻人一样，他在 Facebook 上开设了一个主要由宗教经文组成的账户。10 月 7 日袭击发生几天后，他发布了一段关于在困难时期要忍耐的诗句。

一个陌生人留言指责奥马尔支持哈马斯。奥马尔屏蔽了这个陌生人。随后，奥马尔所在系的学生 WhatsApp 聊天工具上出现了帖子的截图。有人写道：”我不仅要把他锁在这个群之外，我还要让他每次靠近大学都感觉不好。”

受到惊吓的奥马尔报了警，然后通知了校方，并发送了他的帖子截图，以说明事件的荒谬性。作为回应，校方给他发了一封信，通知他已被停课，等待纪律听证会。

听证会在 Zoom 举行，包括校方律师和校长。奥马尔得知，有一群学生对他提出了投诉，其中包括他视为朋友的人。校方收集了奥马尔一年多前发布的一些帖子。其中一张是一个男孩坐在自家房屋残骸上的照片，旁边是一只被以色列火箭弹炸死的猫。

校长说：”在我们看来，你是在支持恐怖活动。”

奥马尔由律师陪同，他试图解释自己没有支持恐怖活动。但是，奥马尔对我说：”这就好像如果你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就会认为你应该支持恐怖主义。”

奥马尔和莱拉的律师萨桑·扎赫尔说：”这就像一台正在运转的机器一样工作。”

扎赫尔目前正在代理其他数十名失去工作或被大学停学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她告诉我，尤其是在大学里，镇压力量似乎势不可挡。即使是延期的请求也会被拒绝，因为她被告知，教育部已经指示大学和学院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

她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案例，都不涉及实际煽动恐怖主义或支持哈马斯。相反，她说，人们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的帖子让其他人感觉如何，”普通民众声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们不希望任何人表达其他感受”。

10 月 17 日，以色列警察局长科比·沙布泰宣布，他不允许任何反对战争的示威活动。他说：”欢迎任何希望认同加沙的人，我将把他送上正在驶往加沙的巴士。”

第二天，在海法，警察阻止了一场反对加沙战争的抗议活动。犹太人约阿夫·巴尔是一名年过六旬的计算机程序员和活动家，他带着一个小横幅去参加抗议活动，横幅上用英语写着 “这是种族灭绝！”。

当他和其他大约一百名抗议者到达时，他们看到广场上站满了警察。只有少数人敢冒险进入广场。他们都没有举起横幅，但坐在栏杆上的巴尔却让自己的横幅展开，刚好可以拍照。

他立即被捕。

巴尔在狱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和其他四名在抗议活动中被捕的人，另一名男子和三名妇女，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通过 Skype 参加逮捕听证会。由于房间太挤，巴尔没有看到太多的过程，但当天结束时，他被释放了。

然而十天后，警察在早上八点半出现在他家，没收了电脑、手机和任何写有阿拉伯文的东西，包括帽子和围巾。他们把巴尔带走审问。巴尔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不能吃药。下午四点半，他不得不住院治疗。

第二天下午，他被锁在病床上，通过看守他的警察手机上的 WhatsApp 视频参加了第二次逮捕听证会。对巴尔不利的证据包括从他家中缴获的材料： 巴勒斯坦国旗和呼吁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的海报。

法官恰好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巴尔是犹太人，但他反对这种分类），他裁定这些材料不构成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因为这些材料是放在他的私人住宅里的。

当天晚些时候，本·格维尔在推特上写道：”在恐怖支持者约阿夫·巴尔（支持和同情哈马斯的抗议活动的核心积极分子’）的家中，发现了大量煽动材料，如海报、标语、旗帜以及与安全犯和恐怖组织有关的媒体。警方逮捕了他，并在法庭上声称巴尔涉嫌’可能危及公共和平的行为’。然而，这一切对伊赫桑·卡南法官来说还不够，他决定在战时释放他。这就是内部敌人的模样。真可耻”。

巴尔在医院又住了一天半。出院后，我问他今后是否打算少冒风险。他说：”我继续做我自己。那天我只是在家无所事事，而事实证明这一样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