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报道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表示，拉里·萨默斯 和经济学的很多伟人，已经忽视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使命。改善人们的生活。
安格斯·迪顿出生于苏格兰，曾是一名煤矿工人的儿子，他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登上了经济学界的顶峰，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此后他与妻子及合著者安妮·凯斯一起，因发现了近几十年来困扰美国的中年 “绝望之死 “而备受赞誉。
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教授，刚刚出版了《美国的经济学》（Economics in America）的新书，人们本来预期这将是对经济学的赞美，但是实际上，这本书是迪顿对自己和经济学的反思，其中包括对经济学专业及一些最著名人物的抨击。
他认为，经济学家及对市场和效率的过度关注，以及他们对理论教条的迷恋（即使在理论被推翻之后），给数百万人带来了生死攸关的不利影响。这本书将于10月3日出版，但是已经引发了一场争论，他将与至少另一位知名同行展开对决。
现年 77 岁的迪顿在谈话中言辞犀利。不过，他也很有礼貌。在接受采访时，他会告诉你，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仍然是他的朋友，他仍然认为萨默斯拥有卓越的经济头脑。只是迪顿认为，萨默斯和一小撮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鲁莽地帮助放松了对投机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限制，从而为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
在 “经济失败是经济学的失败吗？”一章中，可以看到他的这一批评。迪顿称这引发了他与萨默斯关于经济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的一场 “重要辩论”，而这场辩论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认为他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最优秀、最聪明的，我们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因此，他的观点与我过去的观点并无不同，”迪顿这样评价萨默斯。
然后迪顿说，不同之处在于他自己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萨默斯则说，迪顿对他在造成当代两次重大经济危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指责，是 “左翼的断言，而不是严肃的分析”，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他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没有人会对我们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的过去或现在感到满意，但以所有限制都是好是坏来框定这个问题，不适合迪顿这样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提出来。”
迪顿主要抱怨的并不是萨默斯，而是经济学界已经沉醉于市场和金钱，忘记了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其他通过哲学和其他领域而非商业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人，在经济学诞生之初提出的主要使命。迪顿在书中写道：”这门学科已经脱离了本应有的基础，即对人类福祉的研究。”
在迪顿看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阶级因酗酒、阿片类药物过量和自杀而死亡，更能说明经济学出了问题。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激增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家对全球化的热衷，强调商品、资本和工作岗位的自由流动。
迪顿说：”你不能只考虑贸易政策和金钱，人们的心灵、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教堂和他们的生活都岌岌可危”
同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的凯斯和迪顿，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首次记录了这种社会瘟疫，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凯斯提出了 “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一词，这也成为他们 2020 年出版的相关书籍的书名。
他们的研究成果浮出水面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正在美国蓝领阶层中获得支持，这意味着 “绝望之死 “很快和被遗忘的边缘人群等概念，很快就用来解释特朗普的崛起。
这些死亡也是迪顿对美国的 “胜利主义 “过敏的原因。在他看来，美国经济从 2020 年的大流行性衰退中迅速复苏，这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未来意味的，将是一种错位的 “胜利主义”。
在他看来，美国的快速复苏是经济失控的又一证据。迪顿说，学者们 “最近都在写美国如何取得胜利。美国在增长。欧洲却停滞不前……然而，你知道，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人们正在自杀。欧洲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
在9月28日发表的一篇新论文中，凯斯和迪顿记录了大学毕业生和其他人口之间的预期寿命鸿沟，这种鸿沟随着大流行病的出现而不断扩大。1992 年，大学毕业生比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多活 2.6 年。到 2019 年，这一差距扩大了一倍多，达到 6.3 岁。到 2021 年，这一差距将达到 8.5 年。
迪顿确实看到了美国经济格局的一些变化，这让他有理由感到乐观。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美国劳工运动的重生令他感到鼓舞。他说，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汽车工人罢工是一件好事，这表明美国许多地区都在为急需的更好的工作和薪酬而斗争，同时也表明工会领导层有意恢复其宗旨。
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投资的激增，这可能最终有助于扭转他和凯斯所记录的可怕趋势。
“但这需要很长时间，”迪顿说。
他还坦言自己没有答案，部分原因是他认为经济学家开出的简单解决方案往往弊大于利。
迪顿认为，补偿措施，比如为那些因工厂向海外转移而失去工作的人提供的补偿，从来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而只是，”虔诚地说一些让人感觉好一些的话”。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被称为 “可信性革命 “的浪潮，人们开始关注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些研究带来了大量新数据，理应有助于找到解决方案。但迪顿认为，这导致经济学界从思考重大问题转向关注容易量化的问题，尽管研究可能产生了可靠和准确的数据或结论，但这些结论可能并不关注或解答人们真正关心或认为重要的问题。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学或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更有意义或更有影响的主题转向了更容易测量或量化的主题，即使这些主题可能并不是最为关键或有意义的。
他在书中写道，如今的重大问题应该集中在如何防患于未然。在迪顿看来，这意味着要考虑一些被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想法，比如控制移民或利用关税来帮助保留工作岗位，或者重新配置衡量人类成功的标准。
目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也无济于事。迪顿认为，无论是最低工资、贫困数据、医疗保健、应对危机的财政刺激措施的必要性，还是其他问题，政治双方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党派战士。
他在新书中写道：”经济学就像达尔文进化论，人们的信仰可以很好地预测其政治意识形态。”
但在迪顿看来，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两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用金钱来衡量人类福祉的。这就忽略了所有其他重要的东西，从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信心和意义，到在民主社会中生活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区中的尊严。
迪顿总结道，为了考虑到这些因素，经济学家们 “需要放弃把金钱作为衡量人类福祉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