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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中国的经济奇迹正在接受危机考验,但是改革选项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路透的评论认为,中国十年前提出的改革没有落实,导致现在经济面临重大风险,但是在可以选择的道路中,加大改革力度似乎不太可能。加美财经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2022年,中国的债务是 GDP 的3倍

在十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首个重大改革计划,也是他最大胆的改革计划,设想到 2020 年向以服务和消费为驱动力的西式自由市场经济转型。

60 点议程的目的,是修复更适合欠发达国家的陈旧增长模式,然而,大部分改革都毫无进展,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旧政策,而这些政策只会增加中国的巨额债务和工业产能过剩。

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失败,引发了关于中国下一步何去何从的关键问题。

许多分析家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是缓慢走向日本式的停滞,但也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紧缩。

剑桥大学崇华中国研究教授威廉·赫斯特说:”事情总是慢慢失败,直到突然崩溃……短期内,金融危机或其他程度的经济危机,将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最终将不得不进行清算”。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摆脱了毛泽东计划经济的束缚,当时中国还主要是一个农村社会,急需工厂和基础设施。经济学家说,到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满足了发展水平所需的大部分投资需求。

从那时起,中国的名义经济翻了两番,而总体债务却增加了九倍。为了保持高增长,2010 年代中国以牺牲家庭消费为代价,加倍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

这使得中国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低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创造就业的重点集中在建筑业和工业部门,年轻大学毕业生并不乐意进入这些行业。

政策重点还使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膨胀到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债务,以至于许多地方政府现在很难再融资。

大流行病、人口低迷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所有这些问题,以至于今年即使中国重新开放,经济也难以复苏。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MERICS) 的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说:”我们正处于看到一些结构性转变的时刻,但我们本应预见这些转变来。中国刚刚开始面对现实,处于未经考验的领域。”

中国家庭支出占 GDP 的比例落后于大多数其他国家。

中国经济繁荣的结束,很可能会损害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利益,并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在国内,这将威胁到数百万失业毕业生的生活水平,许多人的财富被捆绑在房地产上,从而带来社会稳定风险。

除了短期解决方案(很可能只会使以债务为动力的投资永久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有三种选择。

一是经历迅速、痛苦的危机,以注销债务,抑制过剩的工业产能,化解房地产泡沫。

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逐步削减这些过剩产能。

第三种是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进行结构性改革,虽然短期内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有助于中国更快、更强地重新崛起。

如果庞大的房地产市场失控崩溃,拖累金融业,危机就可能爆发。

1-7月房地产板块表现

另一个高压力点是地方政府债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地方政府债务高达 9 万亿美元。中国在 7 月份承诺将提出 “一揽子措施 “来应对市政债务风险,但没有详细说明。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 合伙人洛根·赖特说,中国政府必须决定救助哪一部分债务,因为数额太大,无法提供全额还款担保,而市场目前认为政府是在提供隐性担保。

他说:”当政府信誉出现问题时,中国就会出现危机。当似乎存在市场风险的投资突然被切断资金时,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巨大不确定性。”

但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考虑到国家对许多开发商和银行的控制,以及资本账户的紧缩限制了海外资产的外流,这种情况的风险很低。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预计,鉴于投资选择有限,如果中国政府整合债务,将会有很多买家。

“我更倾向于缓慢增长,”她说。”为没有效益的项目堆积的债务越多,资产回报率就越低,尤其是公共投资,这确实意味着中国无法通过增长走出困境。”

然而,通过延长调整期来避免危机,也会带来稳定风险,因为青年失业率高达21%,约70%的家庭财富投资于房地产。

墨卡托中国研究中曾林说:”中国最大的成功故事之一,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也正在成为最大的弱点。如果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现在有可能成为改革后第一代经济福利可能碰壁的人。如果要传达的信息是勒紧裤腰带、挽起袖子,那就有点难了。”


根据习近平60点计划的落实情况,积极转向新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被认为可能性很小。

分析人士说,2015年资本外流恐慌导致股市和人民币暴跌,官方开始对改革潜在的破坏性产生反感,之后这些计划几乎再未被提及。

自那以后,在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问题上,中国政府打了退堂鼓,而控制国有巨头和引入全民社会福利的计划也从未真正实现。

剑桥大学的赫斯特说:”现在是火车有可能转向新模式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想这样做。但与此同时,也非常担心短期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尤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