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中国，每五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以上失业。政府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求职者本身，说他们的期望值过高了。
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劳动的领导人习近平说，年轻人需要挺起脊梁，接受苦难。如果他们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就应该到工厂一线，或者到中国农村扶贫。
政府的指导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空洞无物。他们成长于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被告知中国强大了，西方衰落了，等待他们的是无尽的机遇。
现在，随着 6 月份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1.3%，这些人的就业挫折正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构成新的挑战。
对于预计 2023 年将毕业的 1160 万大学毕业生来说，在听从国家号召努力学习之后，重操许多父辈从事过的体力劳动，显然没什么吸引力。
在上海以西 250 英里的大学中心合肥市，23 岁的刘星宇（音）对老一代批评年轻人太挑剔感到不满。
刘星宇说：”他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们不了解我们，所以他们的意见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她最近辞掉了大学毕业几个月后的第一份工作，加入了失业大军。
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没有工作，有很多工作岗位，随着人口减少，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工人。问题在于，中国疲软的经济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高技能、高工资的岗位，许多大学生想要的是这种工作。
近年来，习近平将打压的矛头对准私营部门，对科技公司和其他公司进行暴风骤雨般的监管，对就业市场没什么帮助。
许多年轻人感到失望，开始选择完全退出就业市场， 躺平了。中国媒体最近刊登了一些关于年轻 “漂泊者 “的文章，他们在全国各地流动，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许多仍想工作的人已经厌倦了私营企业，参加中国公务员考试的人数激增，希望有机会在中国的官僚机构中找到一份低薪但稳定的工作。
中国16至24岁年轻人的真实失业率，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高。北京大学经济学家张丹丹估计，如果把数百万没有找工作的青年人也计算在内，3月份的真实青年失业率可能达到46.5%，而官方数据当月的失业率不到20%。
目前，年轻失业者的情绪是冷漠多于愤怒，尤其是他们还能啃老的情况下。
从长远来看，数百万失业者面临的风险是，他们将失去习近平大国复兴目标所需的雄心壮志，在社会边缘挣扎，成为共产党的潜在威胁。
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许多人推迟了结婚和生育，从而加剧了人口问题。一些学者警告说，中国将出现一个依靠父母生活的 “新穷人 “阶层，他们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
最近，当被问及年轻人失业问题时，中国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表示，习近平相当重视失业问题。怀进鹏说，中国人的工作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年轻人寻求更多的灵活性。”
他说：”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倾向于更积极的就业观，了解社会，奉献青春，通过实践和就业创造价值。”
上周在合肥，成千上万的毕业生涌入当地政府组织的招聘会，焦虑显而易见。各家公司都打出了招聘平面设计或客户管理等办公室职位的广告。头顶的大屏幕上闪烁着习近平与学生们亲切交谈的画面。
竞争如此激烈，企业可能会挑三拣四。
当地一家著名连锁餐厅的招聘人员对一位年轻人说：”兄弟，你可能不合适。”
在另一头，一家帮助求职者在工厂找工作的招聘中心，几乎无人问津。招聘中心的员工说，许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在流水线上工作，尽管这类工作的工资可能与初级白领的工资一样高，甚至更高。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大学毕业生发布了自己穿着毕业礼服面朝下躺着的摆拍，主打萎靡不振。还有人把自己的处境比作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著名人物孔乙己，孔乙己自诩为知识分子，找不到体面工作后，只好小偷小摸。
总体而言，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仅为 5.2%。由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年轻人受到的冲击更大。其中一些问题因政府行为而加剧。
与今年前三个月相比，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0.8%，这一不景气的增长率表明，中国受制于沉重的债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疫情后的经济发展势头受阻。许多公司没有投资于能为大学毕业生创造新工作的项目，而是专注于偿还债务。政府打击了传统上大量雇用年轻人的行业，如技术和房地产。
然而，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却在持续增加。在过去三年中，超过 2800 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约占新增城市劳动力供应的三分之二。
这就造成了年轻人想要的工作与现有工作之间的不匹配。在线招聘公司智联招聘的研究发现，今年有四分之一的中国毕业生在科技领域求职，是第二大领域的两倍多，尽管中国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已经裁员。
与此同时，政府报告称，制造业等蓝领工作和家政服务等低薪服务业的工人缺口最大，而大学毕业生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工作。
智联发现，由于高薪领域的工作相对较少，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往往发现自己要与研究生竞争，而公司往往会雇用后者。
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来说，工作环境可能非常艰苦。中国的科技公司以每周六天、每天工作 12 小时而闻名。在国有企业，一些员工必须在日常工作之余学习习近平思想。
在合肥，两名在当地银行实习的应届毕业生说，他们每天都要参加集体体育锻炼，上班时还要交出手机。
在合肥的招聘会上，应届毕业生韩家豪（音）说，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摄影师，许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都希望在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他说，虽然稳定的工作可能更有利于养家糊口，但摄影师的相对自主性也很吸引人，因为这让他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不会那么疲惫。
韩说，在招聘会上，他咨询过的一位老师鼓励他先找一份实际的工作，然后再考虑转向摄影，”大学生通常更喜欢自由”。
中国政府表示正在努力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在四月份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呼吁中国扩大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地方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些计划，比如为雇用应届毕业生的公司提供补贴，为帮助毕业生创办公司提供特别贷款。
这些努力并没有解决阻碍许多公司雇用更多员工的经济问题。尽管中国政府上周公布了31条旨在扶持私营企业的指导方针，这可能会改善招聘情况，但许多分析人士看到，习近平领导的前十年中对私营企业严格控制，自然表示了怀疑态度。
流行的政府口号，比如“先找工作，再找事业”，与许多父母希望孩子拥有的，比他们过去更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正好相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最近发布的信息，却大肆宣扬在工厂工作和在农村劳作的好处，并敦促毕业生树立所谓的 “正确就业观”。
《人民日报》本月早些时候说：”越是雄心勃勃，越要脚踏实地。”
刘星宇在大学学习通信工程，觉得这是一个实用的选择，有助于获得稳定的工作，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手机销售的工作，在经历了三年大流行病的不确定性之后，她最初认为这份工作会稳定。
刘回忆说，疫情爆发后，课程都转移到了网上，她和三个室友被学校管理人员限制在寝室里。她很难集中注意力，成绩也很一般。
毕业时，刘同学参加了一家国有电信公司和美的集团的面试，都没有成功。
作为退路，她接受了手机销售培训的工作，月薪相当于 630 美元，约为城市平均收入的一半。有了工作，她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觉得自己所学的工程学白费了，”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最终只能做这个，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当公司想给她全职工作机会时，底薪还不到她作为实习生收入的一半，即使算上佣金，她的总收入也可能低于实生。
刘感到沮丧，于是辞职了，”当我离开那份工作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不用在那个职位上受苦了。
她并没有立即重新开始找工作，打算买书来准备公务员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