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的专栏文章，认为社会保守主义加上对外国渗透的疑虑，促使中国政府对同性恋维权群体进行了打压。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对于中国的同性恋群体来说，这是一个严峻而孤独的时代，因为中国的同性恋支持团体，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关闭。这场镇压运动揭示了习近平主席的中国，一个安全机构和意识形态专员享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偏执之地。
每当警察询问同性恋权利倡导者（有时是他们的家人）时，都会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同样的信息。当大学校长惩罚发放彩虹旗的学生时，或者当官员迫使房东驱逐非营利团体时，都会听到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性少数群体构成了政治风险。
诚然，一些官员和国家支持的学者还说同性之爱是对中国主流道德的侮辱，是对年轻人的威胁，他们的爱国责任是结婚并为祖国生更多的孩子。但活动人士报告说，在审讯过程中，国家安全比道德问题更受重视。
尽管存在政治寒意，但同性恋者（以及酒吧和约会应用程序）享有比一代人更多的宽容，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保持沉默。
在今天的中国，形成社区是比同性恋更严重的罪行。
最新的受害者是北京同性恋中心，这个中心于5月15日宣布关闭，理由是中心无法言说的事情。在成立的15年里，中心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包括2014年在法庭上击败了一家提供电击疗法，以 “转化 “同性恋病人的诊所。
活动人士说，他们的事业倒退了十年或更久。
在记忆中，中国社会曾谴责同性恋是由外国人引进的精神疾病，对同性恋的刑事处罚在1997年才被废除。在2000年第一次到北京任职期间，作者听到一位外国政府部长说，他很难相信一位中国同行的说法，即中国没有同性恋者。
随后发生了变化。活动家们努力说服中国官员，他们的活动只会加强社会稳定，这一直是党的最大执着。一些国家媒体和机构似乎表示同意，对同性恋团体开展的健康教育活动或艾滋病毒预防工作表示赞扬。
到2019年，作者可能会在广州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一对同性恋夫妇，他们兴高采烈地描述计划注册成为彼此的法定监护人。这个迈向同性恋婚姻的小步骤，利用了一项最初为老年人起草的法律。
后来，有创意的律师对法律进行了新的解释，认为应该允许同性伴侣在对方体弱多病、接受手术或丧失能力时，为对方做出医疗和一些财务决定。
同年，超过18万名公众向起草中国民法中关于婚姻的新规定的立法者提交了意见。许多人建议将 “丈夫和妻子 “改为 “配偶”，作为迈向同性婚姻的第一步。大量的请愿者是被法律权利团体动员起来的，如中国同性恋者权益促进会。
从那时起，支持同性婚姻的请愿活动，被中国外交官引用，作为他们国家允许言论自由和禁止歧视同性恋者的证据，最近一次是在今年2月的一个联合国权利委员会的听证会。这些口若悬河的特使们没有提到的是，在国内，支持请愿书的民间社会团体已经被关闭，包括2021年关闭的中国同性恋者权益促进会。
大公司也向政治压力屈服。
2020年，一家国有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解雇了一名同性恋空乘，他在一段监控视频中亲吻了一名男性飞行员，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航空公司告诉仲裁机构，如果乘客从视频中认出这位空乘，可能会引发空中骚乱。
2021年，微信关闭了几十个关于同性恋话题的账户，特别是那些由大学生经营的账户。近年来，监管机构禁止电视节目中出现 “娘娘腔的男人”，并谴责 “男孩的爱情 “剧，这是一种和同性恋色情主题只隔着一层纸的影视类型。
同性恋团体努力工作以避免麻烦。
作为一个在中国学习的年轻马来西亚人，彭雷蒙（Raymond Phang）帮助共同创建了Shanghaipride，一个同性恋庆祝和活动的组织者。他和其他志愿者习惯于向警察保证，活动不会有外国外交官的政治声明，也不会触及台湾等敏感话题，不会有公开游行或户外集会。
彭说他的组织还摒弃了 “立即实现同性恋权利 “等口号，”我们在大陆不这样做，更多的是意识，以及’同性恋不是一种病'”。
他称Shanghaipride很幸运，因为志愿者或工作人员没有像一些团体那样被拘留24或48小时。即便如此，官方访问的频率也令人疲惫。
2020年，Shanghaipride宣布取消所有活动。
现在在中国境外的一位资深运动人士说，其他团体被迫关闭，这样才会释放被拘留的组织者。他担心，随着讨论共同挑战的空间消失，年轻人感到被孤立，”同性恋学生团体或协会已经变得非常地下。”
实际上，在党的潜意识中，脆弱本身就是被怀疑的理由。
在2012年习近平执政的早期，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强调了袁鹏（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是美国问题专家，后来担任国家安全部下属智囊团的负责人。
袁指出了美国可能用来渗透中国社会的五个群体：维权律师、地下宗教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互联网领袖以及，最让人令人不寒而栗的 说法，”弱势群体”（ruoshi qunti）。照此推论，十年来，同性恋团体、女权主义者、劳工活动家和少数民族，都被敌对的西方视为潜在的颠覆工具。
在习近平的中国，被边缘化的人是一种安全威胁，而不是同情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