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新冠疫情后的反弹，未能影响到老龄化的农民工，制造业下滑，工作岗位有限，他们无法与年轻人竞争。

一个工作日的早上5点30分，54岁的农民工李存贵（音）在马驹桥加入了数百名中老年求职者的行列。马驹桥是北京郊区一个以日工市场著称的小镇，招聘人员在这里宣传从砌砖到零件组装的工作。

来自河北一个村庄的李先生说，他没什么选择，只能找一份临时工作，全职工作都给了年轻人。

李说：”我们是劳动力市场上最脆弱的群体，我们年纪大，没有技术。”

他最后找了一份分拣包裹的工作，10个小时的工资是250元人民币（36美元），略低于城市的最低工资。

在中国，中老年农民工人数众多且增长迅速，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限制后，他们被经济复苏甩在了身后，李是其中之一。

缺乏专业技能加剧了他们的困难。雇主优先考虑让年轻工人从事为数不多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作，而高薪职位对大多数移民来说仍然遥不可及。

中国的社会安全网不平等，农村和城市的养老金差距很大，迫使退休年龄的移民继续工作，许多人从事低收入工作以维持生计。

恒生银行中国分行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中国让老年农民工无人照顾，正在付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

李是一个可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增长趋势的象征：农民工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驱动力，他们正在变老。官方数据显示，在截至2021年的十年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到8千万，而其他年龄组的工人则下降了16%。

他们的困境，是对习近平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的 “共同繁荣 “运动的挑战，引发了社会动荡的担忧。

然而，雇主们不愿意接受老龄化的员工。由于动态清零政策和房地产行业的危机扼杀了经济活动，职位空缺的下降速度超过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时，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对中国的出口需求减少，促使许多公司削减人员。

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将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40岁甚至更低。马驹桥的招聘机构说，45岁以上的低技能工人获得全职职位的机会为 “零”。

马驹桥的一家劳务中介公司说：”既然有很多30岁的人可以更快、以同样的成本完成工作，为什么还要雇用一个50岁的人填补工厂车间呢？”

由于无法获得全职制造业工作，许多年长的工人转而从事条件恶劣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

国家统计局去年6月对内蒙古的农民工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几乎有一半人从事建筑业，而30岁以下的人中只有15%。

马驹桥55岁的农民工王立刚（音）说：”谁愿意给我钱，我就给谁干活。”

他上周以每天300元人民币的价格做了一份砌砖工作。

老年工人也不成比例地缺乏先进的教育和技能，使他们在年老时能够过渡到高薪或低强度的工作。

根据官方数据，在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只完成了初中学业，而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过专业培训。相比之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至少达到了高中教育水平。

56岁的日工孟玉红说：”自从我18岁开始工作以来，一直没有机会学习技能。”

近年来，北京发起了一项运动，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工作培训，以解决技能短缺的问题。但这一举措针对的是年轻工人。

在四川省西南部拥有一家职业培训中心的陈说，他不愿意招收50岁以上的学生，他说这些人很难通过国家规定的笔试，这是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必要条件。

陈说：”教一个50岁的初中辍学生操作机床，我没有问题。要让他通过关于设备如何工作的笔试就难多了。”

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这些挑战一直持续到他们60多岁，甚至70多岁。社会保障不足，再加上极少的储蓄，使许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继续工作，往往从事临时性的低薪工作。

官方数据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民工（其中许多人从事非正规工作）曾经缴纳过社会保障。更少的人已经缴纳了15年的社保，才有资格领取每月价值几千人民币的城市养老金。

相反，大多数人每月领取不到200元人民币的农村养老金，只是工厂或建筑业工资的一小部分，原因是许多移民在大城市工作了几十年后，很难将社会保障福利转移到小城市。

一位61岁的王姓水泥工说：”我打算一直工作到死，我不想成为国家和家庭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