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刊文，分析了目前中美两国的心态，阐述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成果和有效性。目前的政治动态指向是：北京和华盛顿似乎都无法合作或建立信任。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认可其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美国和中国都在向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施加更大压力。

本周，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AUKUS安全协议细节，这一协议旨在通过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来抗衡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上巩固了他对权力的掌控。会议期间，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新任命，包括新任国防部长，习近平发表了一篇强硬言辞的演讲，指责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译注：指习近平在3月6日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会议上的发言。

这些最新动态，出现在中美对峙进入一个全新且危险的阶段之际。自从去年11月友好会晤后，出现短暂而虚假的缓和以来，北京和华盛顿似乎都无法采取有意义，且持续增加信任甚至诱导合作所需的举措。

 中美两国也正在准备进一步措施，以便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竞争。这毫无疑问的增加了竞争会不可避免地溢出或甚至故意引起冲突的风险。拜登政府希望建立“有保障”的竞争关系；但也面临着没有在任何护栏的情况下进行报复式竞争的风险。

仅仅几个月前，中美关系上笼罩着踌躇满志气息。自从去年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美关系达到谷底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拜登与习近平双边会晤，开启了看起来像是缓解局势之路。

美国全球战略事务委员会印太区域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于去年12月表示：“此时此刻最需要避免与美国公开敌对关系，中国人想要某种程度上预见性和稳定性，我们也同样寻求。”

这种积极的态度并没有持续下去。

首先，中国间谍气球，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原定访问中国的计划。然后，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进行了一次明显气氛冷淡的会晤。

在很多方面，追究哪一方应对这种转向负面的局势负责，都不如双方对彼此立场的看法重要。中美双方都互相指责，因此感到有理由准备新措施来表达各自的不满。

首先看华盛顿的心态。

拜登团队认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处于良好状态，原因有三：首先是美国的政策成功。特别是去年十、10月限制中国进入高级半导体领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2022年9月表示，美国旨在“尽可能地保持领先地位”；随后采取针对性强、精确打击全球芯片供应链关键“咽喉”的芯片措施，并得到包括日本和荷兰等重要伙伴支持，这两个国家在高端半导体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气球事件也被华盛顿普遍认为是积极的。虽然稍有延迟，拜登决定派遣装备导弹的F-22战机击落气球，使美国显得果断坚决。

同时，中国就其气球活动提出了多个解释，哪怕再为中国开脱，这也显得闪烁其词。 

其次，拜登团队认为美国与印太盟友及伙伴合作制定针对中国的新措施进展顺利。

其中，澳美英安全合作协议（AUKUS）备受关注。但在今年1月份，美国和日本公布了一系列加深彼此经济和军事联系的举措。

实际上，这些举措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官员在与本文作者交谈时将这个月称为“Japanuary”（译注：可译为日本一月）。

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编第12滨海战斗团，将在未来几年内转移部署到日本。这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埃利·拉特纳去年底预测即将出现“变革性”改变印太地区力量部署时，可能考虑到的一个步骤。

自上个月发布《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以来，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活跃，这一倡议中美印两国达成了共同开发技术、建立绕过中国供应链等方面的协议。

最后，拜登外交政策团队得到了民主党去年11月中期选举优良表现的提振。

在美国政治周期的中途阶段，疲惫不堪的国家安全官员通常会离职。但最近白宫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辞职引人注目，并非规则而是例外情况；因为拜登领导下的防务和外交政策团队，大多数仍然留任并计划针对中国采取新措施。

首先将推出限制美国对华投资、并阻止风险投资家向中国的国防行业和科技行业投资等新规定；其他措施可能集中于关键矿物、绿色技术及云计算等领域；更多举措，有望在5月份分别举行于澳大利亚四方安保对话峰会及日本G7峰会上推出 。

在另外一侧，我们很难评估中国的心态。但从习近平的公开讲话来看，北京也不想妥协。

习近平在3月初发表了一次强硬讲话，用非常直言不讳的语言抨击了华盛顿。新华社报道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和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上周，习近平宣布计划今年将中国国防支出增加7%以上。两个重要的新计划——“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将在未来一年内得到进一步完善，并与亚洲及其他地区建立合作关系。

虽然北京提出针对乌克兰问题的12点和平计划并，没有被乌克兰或西方官员认真对待，但是中国最近促成沙特和伊朗缓和关系。显示出其具备相当大的外交影响力。

当然，在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决策圈中，都有人希望看到中美双边合作，即使只是为了平衡一下所有这些竞争。布林肯在取消中国之行之前，原本计划提出一些潜在合作领域；正如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拜登与习近平会晤之前所说那样，拜登仍表示自己希望建立（双边关系的）“基础”。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基础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建立起来。目前看来，中美官员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渠道；试图平衡竞争措施以及促进潜在合作的举动大多失败了，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几乎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妥协。

这种模式很可能是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而不是缺陷。国际关系学者经常谈论安全困境，其中一个国家为增强自身安全所采取的行动，会看起来对竞争对手具有威胁性，导致反制措施形成持续循环。

由此产生的以牙还牙措施的恶性循环通常与罗伯特·杰维斯联系在一起，他是一位知名政治学家，并指导了拜登中国团队中许多高级官员。

1968年，杰维斯撰写了一篇标志性文章《误解假设》，其中他提出政府“倾向于将其他人的行为视为比实际更加集中、有纪律和统一协调”。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都倾向于将敌对方潜在威胁行为视为有意且恶意，并因此作出类似回应。

北京和华盛顿就都陷入了这样的安全困境，导致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行动和信任的下滑。然而，美国是否有另一种更好的策略可供选择还远未明确。华盛顿有些人希望中国崛起可能会自然减缓，因为中国有不利的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放缓或政治体制日益专制，因此潜在僵化的可能。

但是合理的假设表明，在中期内中国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将继续上升。由坎贝尔和沙利文等官员领导的印太平衡战略，仍然是应对中国不断增强实力、保护现有区域秩序要素，并创造新稳定长期区域权力平衡最可行的手段。所有这些都需要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合作推进新平衡倡议，如AUKUS。

然而，这种平衡引发了两个根本性困境。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将采取针锋相对措施，直接瞄准美国或加倍努力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范围，就像最近在太平洋岛屿上所做的那样。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印太地区国家将认为华盛顿的倡议具有破坏性和挑衅性。

在这一地区，华盛顿地区伙伴通常提出几乎不可能达成的双重目标：即使他们支持，或至少私下支持美国的长期措施来平衡中国崛起之势，他们同时也希望这些措施以不冒短期风险、加剧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为前提条件 。

东南亚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担忧中美关系恶化。许多人希望出现缓和期，尽管所谓的缓和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要求华盛顿停止激怒北京，而不是要求北京限制自己的对抗行为。

拜登团队不太可能听取这个建议。但随着美国政府继续推进，有一个风险是华盛顿而非北京。被视为更具敌对性的一方。

之后就是意外问题。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今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而不像佩洛西那样前往台湾，所以已经消除了一个潜在的严重危机。但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突然发生的问题，比如：从即将到来的2024年初台湾总统选举前夕，到强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可能访问台北以备战2024年美国大选等等。

此外，很难判断拜登计划中要推行的哪些反华措施，会引起中国强烈反应。

去年，在佩洛西访问台湾时，中国愤怒地回应了这一事件。但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回应去年10月发布的对华半导体新政，而这一新政可以说是对中国长期安全构成更大威胁的政策规定。

当然，外交可以帮助缓解紧张局势。布林肯对中国的访问很可能会在适当的时间重新安排。但是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要直到9月份的印度G20峰会时，才有可能线下会面。在11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还有另一次潜在的会晤，如果习近平认为届时访问美国符合自己利益的话。

如果没有面对面的会议，拜登和习近平之间需要进行另一次通话，来重置关系并建立护栏以避免被撞倒。据报道，这个电话正在筹备中。

目前中美关系最好的指望就是：当拜登和习近平真正交谈时，他们不倾向于使事情变得更糟。

然而，这一唯一的积极双边关系信号，仅仅说明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