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Joy 美国华人杂谈

德州限制华人购房的147号法案听证会会在明天（3月2日）中部时间（CST）上午9点举行。SB147的听证会接受现场和书面作证两种形式。

如果希望出席做证，您需要当天在听证会现场登记。

委员会主席会传唤法案，随后由法案作者解释法案，之后主席将传唤已登记提供现场证词的“证人”姓名。当您的的名字被叫到时，请将走到委员会的小组或讲台上，说出您的名字、您代表谁、对该法案的立场，之后可以提供最多2分钟的证词。如果您有任何文件要与委员会分享（比如书面证词、数据、报告，书面证词没有长度限制），则需要准备25份副本交给委员会的书记员。

现场发言内容可以参考德州当地的亚裔德州人正义（Asian Texans for Justice）提供的证词模版（链接：http://bitly.ws/AZ9F，模版位于文件末尾）如果希望用中文做证，请联络会议秘书：taryn.taylor_SC@senate.texas.gov，要求提供翻译。

不能亲自前往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撰写一封邮件，包含书面证词以表达自己对147号提案的反对。证词可以发给会议秘书： taryn.taylor_SC@senate.texas.gov ，中文版本需要翻译的证词可以联络亚裔领袖委员会（AALC）：lingluo@aalcusa.org。

以下内容翻译自《华盛顿邮报》发布的文章，原文作者John Gleb。

大国之间的摩擦使美国官员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必须解决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所带来的真实存在的安全挑战。但每当美国官员发表抨击时，也具有在国内煽起反亚洲种族主义的风险。因此，担心一国崛起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谨慎地言行。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尤其是共和党议员已经迫不及待：他们正在支持无差别打击有意向购买美国土地的中国公民和公司。最具分裂性的提案来自德州：包括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在内的共和党高级官员已经团结在参议院第147号法案（SB147）周围。

按照规定，147号法案将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包括双重国籍、签证持有人、寻求庇护者以及合法的美国永久居民在德州购买土地。该法案并不只是反对中国公民，它还针对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公民。尽管如此，像州农业专员希德·米勒（Sid Miller）这样的共和党领导人依然将华裔土地所有者置于特别具有威胁性的地位。他敦促州立法机构“防止中国公民购买我们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养活我们的城市、容纳我们的国家防御系统，并且是我们美国人与生俱来的特权。”

像SB147这样的法案唤起了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在过去，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愿望常常被表述为仇恨亚裔的借口。对亚裔的种族主义焦虑也在国家安全政策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重新审视美国反亚裔行为的悠久历史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天的这种攻击亚裔购地行为的危险性。

亚裔仇恨起源于19世纪中期，随着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劳工跨越太平洋寻找经济机会首次在美国出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西海岸定居的亚裔很快就成为强大的反移民浪潮的目标，这种反移民浪潮体现在一系列的种族主义的法律中。1882年，《排华法案》成为一系列限制亚洲移民的联邦措施中的第一个。联邦政府还拒绝为中国移民提供归化公民身份的途径。

一些州变本加厉的行为预示着SB147对土地所有权的关注。俄勒冈州在1859年通过的宪法明确禁止华裔购买土地。加州和华盛顿州通过更巧妙的手段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前者剥夺了亚裔非公民拥有土地的权利，而后者则限制了所有非公民的权利，这些非公民必然包括来自亚洲的移民，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入籍。

到19世纪末，本土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已经习惯于用“安全”作为说辞来掩饰他们对亚洲移民的敌意。他们采用了熟悉的排外主义的言辞组合，将来自亚洲的大规模移民描述为阴险的 “非武装入侵”。美国领导人最初并没有为所谓的亚洲威胁指定一个具体的来源。然而，全球秩序的两个戏剧性变动改变了针对亚洲仇恨的发展环境。

首先，在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夺取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的控制权，将这两个国家纳入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不断发展的帝国。种族主义的语言为帝国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由，它将白人的少数人统治重塑为一种仁慈的形式。但殖民化的丑陋现实很快就把对亚洲人的仇恨引向了另一个更暴力的方向。这在菲律宾尤其明显：美国军队在那里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征服战争，将对菲律宾叛乱分子使用酷刑常态化。

随着菲律宾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开始建立一个精心设计的跨太平洋安全国家，一个由军事和情报部门组成的压制性系统。这些机构旨在对美帝国的亚洲“目标”进行监视和警戒。这些新机构在美国安全系统中给了亚裔仇恨一个永久的归属。正如历史学家郑文浩（Moon-Ho Jung，音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机构所建立的知识网络使人们相信，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力所受到的威胁背后潜藏着一种无定性的泛亚 “威胁”。

20世纪初，一个特别的威胁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脑海中闪现。它的来源是日本，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在经历了19世纪末的快速工业化和政治变革之后，日本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果断地击败了欧洲老牌强国俄罗斯。这让观察者感到惊讶，美国官员开始将不断发展的日本帝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对手。

亚裔仇恨给了美国官员和公共舆论家用以描述他们对日本恐惧的语言。世纪初的思想领袖，如海军事务专家（和民主党国会议员）里士满·霍布森（Richmond P. Hobson）普及了以下概念：美日之间的敌意实际上是一种 “种族对立”，是白色人种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和亚裔的 “其他人 “在达尔文式（强者生存）的全球霸权斗争中产生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这种种族主义的妄想有着双重的危险。它们不仅过度简化了跨太平洋的竞争，而且还错误地定位了其来源。对亚裔的仇恨使美国官员相信，独特的亚洲种族特征，其中不仅是日本领导人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日本人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指导日本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原因。如果日本人是敌人，那么所有日本人后裔，无论其官方地位或公开的政治忠诚度如何，都必须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载体。

在此背景下，反亚裔的立法继续在美国各地迅速推进。加州于1913年颁布了一项全面杜绝外国人土地所有权的禁令。在十年之内，德州也效仿了这一做法去公开针对日本移民，并在整个南部和西南部触发了类似的禁令。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对其排他的移民法系统进行了最后的润色。1924年，一项新的移民法禁止了几乎所有来自亚洲的移民。排外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

州和联邦法律在延续亚裔仇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随着美日关系的恶化，跨太平洋安全国家日益狂热的活动也在加剧。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强行关押了超过10万名日裔平民，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美国公民。这拘禁遵循的是当时政策文件中规定的逻辑，该文件将日裔美国人描述为“一个庞大的、未被同化的、紧密结合的种族群体，通过种族、文化、习俗和宗教的紧密联系与一个敌国联系在一起”。美国官员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有日裔故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附近定居，进行破坏活动。

针对这样的假设，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在1944年对拘禁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可悲的是，他的大多数同事宣布该政策合法–法院在2018年正式否定了这一裁决。

联邦政府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逐渐废除了排他性的移民和入籍法规。它还废除了像加州这样州一级的的反亚裔土地法，加州的这一规则在1952年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但是，作为歧视和暴力的永久来源，对亚裔的仇恨继续困扰着美国。去年，“停止歧视亚太裔” （“Stop AAPI Hate”）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近11,000起针对反亚裔的骚扰事件。数据收集工作是在2021年3月亚特兰大郊区发生大规模杀戮恐怖事件后仅4天开始的。罪犯的目标是亚裔拥有的营业场所，他杀了八个人，包括六名亚裔妇女。

像这样严峻的统计数据给SB147的支持者的煽动性语言投下了阴影。它们也让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的历史。一个世纪以前，美国领导人在太平洋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选择了强化狭隘、偏执的美国国家认同感的行动方式。今天，面对同样空前的挑战，我们需要做出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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